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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条例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促进司法公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青岛海事法院（以下简称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实行监督。
市人大党委会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司法机关应当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监督权。
第四条 监督司法工作中的重要事项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重要日常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研究处理；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协助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负责办理监督司法工作的具体事项。

第二章 监督的内容
第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对有关司法工作的议案及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四）案件办理情况；
（五）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六）实施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情况；
（七）应当依法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执行审羊、检察纪委的情况；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控告、检举的违法行为；
（五）应当依法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的下列案件进行监督：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中需要监督的；
（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中要求监督的；
（三）全国、省人大常委会交办或者区（市）人大常委会请求监督的；
（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中有违法或者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应当依法监督的。

第三章 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第八条 司法机关制定的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一个月内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九条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对司法机关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向主任会议报告审查意见，主任会议审查确认后，责成有关机关纠正，或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作出撤销的决议、决定。
第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听取审议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或工作汇报。
主任会议和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受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可以听取司法机关的专题报告、工作汇报。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审议报告的议题，可以由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司法机关提出，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十二条 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的报告议题，应当在会议举行一个月以前通知报告机关。报告机关的报告文本、资料应当在会议举行七日以前报送市人大常委会。
临时确定的报告议题，应当及时通知报告机关，报告机关按要求时间报告。
第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审议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或专题报告时，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报告不同意的，应当责成报告机关作出补充报告或重新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或工作汇报提出的审议意见，需要作出答复的，有关机关必须在三个月内将办理情况书面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可以组织各自的组成人员以及人大代表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或执法检查。
第十五条 视察或执法检查时，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座谈、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司法机关应当如实汇报情况，回答问题，提供资料。
第十六条 视察或执法检查中提出的意见，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办理。对发现的重大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案件的监督，可以采取交办、调查、听取汇报、调阅案卷、发出监督意见书等方式。
调阅案卷，应当经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批准，按照规定办理手续，并由专人负责，注意保密，保持案卷完整无损。
第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监督的重要案件由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向司法机关提出监督意见，必要时提交主任会议研究，或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提请审议的案件，认为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可以决定发出监督意见书。
监督意见书的内容，应载明被监督机关、监督事由、监督目的与要求。
第二十条 司法机关接到监督意见书后应按要求办理，并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向市人大党委会述职。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组织市人大代表评议司法机关的工作。
述职和评议的内容、方式等事项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

第四章 责任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司法机关及其有关责任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责任：
（一）违反或者不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
（二）对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监督事项不办理的；
（三）对监督意见书提出的监督意见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不报告的；
（四）对市人大常委会视察、执法检查和调查提供虚假情况的；
（五）对有关司法工作的议案及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久拖不办的；
（六）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二十三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情节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责令有关机关限期纠正；
（二）责成或建议有关机关对责任人给予处理；
（三）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可以撤销其职务；
（四）对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可以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其职务。
司法机关及有关责任人认为前款处理失当的，可以陈述理由，请求变更，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三个月内依法作出答复。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对具有司法职能的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部门司法工作的监督和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工作的监督，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4月3日
监狱警察，看是强势的弱势
——监狱警察权利琐谈之二
张 晶

几年前的一个简报，介绍某省一个监狱，从严治警的经验。核心的经验是，当监狱发生影响当地或者全国的重要案件时，下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民警，上至监狱的重要领导，采取少至1000元，多则5000元的罚款。
该经验被美化为强化民警责任，把经济的手段引入监狱的安全防范机制建设。
其实，这是严重侵犯警察权利，滥用处罚权的违法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于此了。我们在对警察的管理教育中，往往不把执法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甚至执法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违法问题，我们还视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举措，这该是多大的悲哀啊！
回顾近几年来，我们推进监狱工作的法（治）制化进程，人们留恋在高举“法律至上”所口号上。所以，当工作中，什么“法律至上”、什么“权利至上”，甚至于什么“依法办事”，顾及的就很少了，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里，我们简单的分析广泛流行、广有市场的对警察的“罚款”现象。
首先，罚款于法无据。罚款，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是一种特定的处罚行为，主要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采取的处罚措施。显然，警察不是监狱管理的行政相对人。
再者，行政处罚法没有授予监狱及其领导机关对所管理警察的罚款权。按照行政法“法无明文授权即无权”的基本原则，就意味着，监狱及其领导机关没有对警察的罚款权。
第三，即使有罚款权的行政机关，行使罚款权必须按照要求的程序来实施。如将所罚款项及时上缴国库；如当罚款超过一定数额，必须告知被罚款人权利：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起听证程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我们对照上述要求审视时下流行的监狱罚款现象，对警察罚款是典型的滥用行政权的行为。
第四，监狱罚款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直接导致被罚警察的起诉，并且，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乱施罚款的监狱或领导机关，将面临败诉的结果。
很显然，罚款现象，不仅体现为法律意识的淡薄，也暴露了一些监狱领导及其管理机关的管理能力的危机和本领的恐慌。
当然，尽管罚款及其与之相类似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我们极少看到明明违法的现象，而我们的警察选择沉默，盖因警察对职业依赖的一种无可奈何。
在研究罪犯权利时，我们常常说罪犯是弱势群体，他们不仅面对监狱这样的国家机器，也面对警察这样的代表国家、代表法律、代表正义的化身。可是，警察同志在面对自己的领导，面对监狱及其管理机关时，他们也是弱势。所以，当他们的权利一旦被侵犯、被损害，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受和沉默。在现今社会潜规则十分盛行的情势下，有这样一份职业比之权利的损害，更重要、更有意义。具体的权利案件赢了，确是永远的输了警察发展的未来。绝大多数警察在这个问题上是希望书在一事一时，而不会选择输在一世。
也正是这样的普遍的状况，使得监狱及其领导毫无顾忌的对警察的权利，选择保护不力。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感到职业也不稳固的时候，无奈的时候，他们将会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当然，他们针对的不仅仅是罚款这样的问题。
当然，监狱及其上级机关对警察的从严治警是需要的，如严格训练、严谨管理、严明奖惩、严肃纪律，警察就应该是纪律部队，问题是管理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警察的弱势，还表现为监狱对警察权利保障的力度欠缺。在一些警察中流传“警察的生命，没有罪犯的重要”的说法。很多警察感叹，一个罪犯生病了，监狱会不惜一切代价，领导又是看望，又是慰问，而警察患病，领导很少过问；一个罪犯死了，要追根问源，而一名警察死了，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
其实，由于监狱工作的要求高，压力大，风险大，在警察队伍中，身体亚健康，心理不健康者比比皆是，可是，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他们带病出勤，带病在岗。
尽管，警察的医疗和罪犯的医疗，不是同一的经费渠道；甚至从法律关系上看，对罪犯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同于对警察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但，警察与罪犯毕竟同处于一体。尤其是他们的内心会产生严重的混乱：
权利没有保障的警察要切实保障罪犯的权利。
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悖论。
警察权利被侵犯的情形，不仅来自于监狱及其领导机关，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管理对象的挑衅和冒犯。
由于罪犯是特定的权利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警察常常会由于某种考虑，会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换取对罪犯的保护，也常常会妥协于监狱对罪犯的偏向。当然，更多的情形是由于警察的能力不足，而引发的。
还来自于周边社会公众。
就全国而言，这样的案例时常发生。监狱周边的公众，为一己之利，常常会采取蚕食监狱的办法，甚至会袭击罪犯，作为管理者的警察，往往为了监狱的集体利益，为了管理对象——罪犯的利益，而不惜把自己的权利抛弃不顾。警察被打伤、被侮辱的事情经常发生。这样的处境常常是尴尬的：监狱在和周围公众的发生纠纷的情形，监狱一般无法赢得自己应有的利益，而此时的警察权利，也就不了了之。
但，无论何种情形，警察的权利被侵犯，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监狱及其领导机关的面前，是弱势；在自己的管理对象面前，是弱势；在社会公众面前，同样也是弱势。
对警察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切实的保障。
这里，我移植对罪犯权利保护的观点：权利，没有身份的差别。对任何权利的保护，都体现了法治社会、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而这个权利，不在于为罪犯所有，还是为警察所有。也就是说，保障权利的价值不在于权利主体的身份。
法治社会，对任何人的权利，都要保护；对所有人的权利，都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