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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种畜禽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4号


　　现发布《浙江省种畜禽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万学远
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种畜禽的管理，提高种畜禽质量，加快畜禽的品种改良，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保护种畜禽生产经营及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种畜禽是指在畜牧业生产中作种用的猪、牛、羊、兔、鸡、鸭、鹅、鸽、鹌鹑、蜜蜂等家养动物（包括种蛋、精液、胚胎）。
　　第三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种畜禽生产（不包括自繁自养的畜禽）、经营、使用和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种畜禽管理工作；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种畜禽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采用良种畜禽。对从事良种选育、生产、经营、推广的种畜禽场、家畜良种推广站和种畜禽专业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在资金、物资、饲料、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二章　品种资源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自然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种畜禽品种资源的分布情况，有计划地建立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区。对国家和省确定的地方畜禽良种应加强选育，保存优良基因，禁止在核心群内开展经济杂交。确因育种需要，导入少量外来血统的，应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七条　本省地方畜禽品种及畜禽新品种，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审定并公布，报农业部备案。
　　第八条　畜禽品种的专利保护和技术转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引进种畜禽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　符合良种要求，有利于畜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二）　有利于保护和发展优良畜禽品种资源；
　 （三）　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的形成。
　　第十条　种畜禽进出口，须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请农业部批准。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引进的种畜禽，必须是按规定经法定检疫机构检疫，证明无疫病的，方可使用。禁止从一、二类传染病疫区引进种畜禽。
　　第三章　种畜禽生产与经营管理
　　第十二条　种畜禽场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级管理，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第十三条　畜禽原种场、祖代场和一级良种繁殖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可靠的符合规定质量标准的种畜禽来源；
　 （二）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及相适应的技术力量；
　 （三）具有独立的生产场所及相配套的生产设施；
　 （四）有完整的兽医卫生防疫设施、制度，并已取得《兽医卫生合格证》；
　 （五）具有完整的系谱和生产性能资料，有合格的质量检验人员、设备和检验制度。
　　父母代场和二级良种繁殖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可靠的符合规定质量标准的种畜禽来源；
　 （二）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三）具有与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场所、设施；
　 （四）具有完善的兽医卫生防疫设施、制度，并已取得《兽医卫生合格证》；
　 （五）有合格的质量检验人员、设备和检验制度。
　　第十四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再凭《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许可证》由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提出申请，由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受理，分级审批。畜禽原种场、祖代场和一级良种繁殖场的《许可证》，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畜禽父母代场和二级良种繁殖场的《许可证》，由市（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专门从事种畜禽经营和种蛋孵化的单位和个人的《许可证》，由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证》由批准机关核发。
　　第十五条　《许可证》应注明有效期。期满需重新换证的，应在期满前两个月内申请换证。
　　种畜禽场及其孵坊的验收办法和畜禽种质要求，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规定的品种（或品系）、代别、有效期和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出场或调运的种畜禽，必须持有种畜禽场质量鉴定员签名的《质量合格证》和兽医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有关检疫证明。无《质量合格证》的不准出场；无畜禽运输检疫证明的，铁路、公路、水路等运输部门不准安排运输。
　　第十八条　广告经营单位必须凭《许可证》，《兽医卫生合格证》和《质量合格证》（以下简称“三证”）刊登、设置和播放种畜禽广告。

　　第四章　种畜禽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种公畜使用的条件：
　 （一）质量达到二级以上标准；
　 （二）无有碍其配种质量的疫病；
　 （三）符合当地的品种改良区划。
　　第二十条　使用种公畜开展配种或人工授精业务的，必须持有所在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关种公畜使用许可证明。
　　第二十一条　种畜冷冻精液和胚胎，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生产。提供精液和胚胎的种畜质量必须符合一级以上标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的种畜禽生产、经营、使用等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三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备专职种畜禽监督检查员，基职责是：
　 （一）掌握本辖区内种畜禽生产、经营和使用情况；
　 （二）对本辖区内违反种畜禽管理规定的事件进行检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本辖区内生产、经营、使用的种畜禽质量进行监督。发现假劣种畜离的，有权予以制止，并报请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种畜禽监督检查员执行公务时，应持有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种畜禽监督检查员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其执行公务。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无《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或未按规定的品种（或品系）、代别和有效期生产、经营种畜禽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情节作如下处罚：
　 （一）限期改正；
　 （二）责令其将种畜禽按商品畜禽处理；
　　可并处生产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出售种畜禽无《质量合格证》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并处经营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出售的种畜禽不符合质量标准，或以次充好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标准计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所得；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许可证》；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出售的种畜禽不符合有关检疫要求的，按有关畜禽检疫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从事家畜配种或人工授精的单位和个人所使用的种公畜未取得有关种公畜使用许可证明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去势或淘汰。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从商品畜中自行选留公畜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商品畜处理，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刊登、设置、播放、散发无“三证”种畜禽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广告管理法规处理。
　　第三十一条　种畜禽监督检查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营私舞弊、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报请省农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种畜禽监督检查员资格。
　　第三十二条　拒绝、阻碍种畜禽监督检查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当地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规定处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许可证》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确定
　　　　　　　　　　　　　　　　　　　　——以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刘宏渭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是指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着眼于“商业性的销售者”，通过《侵权法重述》和判例，逐步扩展了商业性销售者的范围。而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正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商主体，确认产品责任之责任主体的依据恰是商法效益至上与民法追求公平这二者之间的博弈。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产品极大丰富，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产品侵权责任也就应运而生。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产品责任制度的美国，通过司法判例以及示范法的方式创立了科学的产品缺陷认定规则。1964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适应当时社会经济背景，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则原则，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也随之盛极一时。但随着在产品责任领域严格责任日益向绝对责任转化，产品责任危机出现。为了平衡保护消费者与制造商的利益，美国的司法判例开始了对产品责任回归过失责任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莫过于1997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问世。它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认定规则，并最终明确规定了产品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召回义务。产品缺陷制度的诞生以及发展的历程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产品致害责任从合同责任向过失责任再到严格责任的发展，产品责任构成的核心要素也先后完成了从契约到过失、担保再到缺陷的演进。此后，与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向过失责任“软化”相伴生，缺陷也逐渐融入了许多过失的韵味，同时又表现出了与担保的兼容。

一、美国法关于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规定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对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足以引发如今所说的“产品责任”的唯一交易是商业产品销售。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规定，“产品责任”在严格责任及担保责任之下，对于任何商业上的销售者（any seller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goods of that kind）均适用。该款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谁符合“销售者”（one who sells）条件的问题。此种将产品责任主体限制在销售者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担保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的渊源，而担保法传统上仅关注销售事务。在严格责任的发展形成时期，法院将产品责任扩大到了非销售交易，但总是视同销售交易。（注：1964年通过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的适用局限于“销售缺陷状态的产品的人或公司……”，之后法院开始将因产品缺陷所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涉及产品分销的一些非销售性商业交易。）然而，“销售者”的范围涉及哪些主体，确是一个适用产品缺陷责任的重要问题。从《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将销售者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的销售者和非生产性的销售者。但不管是哪一种销售者，法院均认为其从事了商业性销售行为，并且因其商业性的产品销售导致了受害人的伤害。这样一来，如果产品构成了受害人的伤害原因，那么，销售链上的任何销售者（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于缺陷产品的销售都应承担责任。具体而言：

第一，产品制造人。生产商通常是销售者，因为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虽然一般不是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产品制造人负“严格责任”之基本理论，是因为消费者的损害来自产品制造人造成的危险而且制造商从交易行为中获取利润。新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是一样。“产品责任”系保障消费者能安全地使用“产品本身”；而商业上销售商品的方式有贩卖、出租、赠与及提供服务等。多样化的行销方法，自然会产生上述多种形式的销售者，当造成消费者损害时，是否均适用“产品责任”的问题。因此，除产品制造人外，需对多种形式的销售者予以说明。

第二，动产经销商或零售商。在1975年的“彼得森诉卢·巴赫罗德雪弗兰公司”（Petersonv．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一案中，造成原告损害的是一辆1965年制造的二手汽车的瑕疵，原告诉请法院请求被告（销售二手汽车的经销商）负“产品责任”。法院认为，经销商承担“严格责任”的基本理论，是由于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经销商与制造商一样负有确保产品安全的责任，因为经销商或零售商通常是接受制造商生产的成品后，转售消费者而获取利润的。当该种转售是“商业上的销售行为”时，即应被课以严格责任。而如果经销商造成的损害是因为私人交易或超出通常业务的范围，则只能以“过失责任”予以论处。[1]

第三，零件制造商。零件制造商的严格责任是晚近美国法院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注：最早的零件制造商案例是1963年“哥德堡诉考斯曼仪器公司”（Goldberg v．Kollsman Instrument）一案，因飞机爆炸造成原告死亡，而原告要求制造瑕疵的飞机高度测量器（a defective airplane altimeter）的零件商负担保责任。）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当零件的瑕疵离开制造商时已经存在即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A项评释B认为，如果零件制造商能够预见或知道产品瑕疵不适合使用目的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动产出租者。严格产品责任范围最重要的扩展是将商业产品出租者归入供应商一类，使其对产品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得以确认。（注：一队卡车的商业出租人对租赁人的驾驶员——雇员遭受的伤害承担严格责任。参见Cintrone v．Hertz Leasing＆Rental Serv．，212 A．2d 769（N．J．1965）。）法院在原则上依赖默示担保概念，其结论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商品适用性的默示担保，而且它至少与新车制造商所承担的相同”。此外，法院对多种产品的商业出租人课以严格责任，例如，飞机、工具、帆板等。但与商业出租者不同的是，金融出租者在没有积极参与背后的商业产品销售时不承担严格责任。其原因在于“（一个）金融出租者不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或营销。金融出租者从事资金流通的业务。此种活动不可能使消费者产生对商品安全性的合理依赖。”[2]（P411－412）

第五，不动产销售者。传统上房东是不对房屋的潜在缺陷承担严格责任的。迄今为止，这仍是大多数州的规则。但是，一些州却判定房主对房屋的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史皮尔诉维特森公司”（Schipper v．Levitt＆Sons．Inc．）一案中有所体现。（注：该案中，被告是房屋的销售者，法院要求被告必须确保房屋的“安全居住性”（Habitability）。但该案中法院还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契约关系（Private Requirement），受损害者是房屋的实际购买者，被告是真正制造者，应对出售之不动产瑕疵负“担保责任”或“严格责任”。）

第六，提供服务者。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销售者”，由于他们是（至少部分是）“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销售者”的缘故，而被免除了严格责任的适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检验标准决定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任何给定的销售——服务结合体。这种与销售——服务结合体有关的又被称为混合性案件，其较多出现在医疗场合。在美国，药店销售药品，其销售人员被认为是提供专业技术的服务人员，不受严格责任的调整。[3]其他如化学制造业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业，也不适用严格责任。但是，1974年美国新泽西最高法院在“洛娃度假农场诉美国投资者保险公司”（Rova Farms Resort，Inc．v．Investors Ins．Co．of American）一案中，（注：参见：《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124卷第250页（Rova Farms Resort Inc．V．Investors Insurance Co．124 N．J．Super Page 250）。）认为若保险公司拒绝给与保单持有人希望取得少于保单限制的赔偿和解，投保人可以“严格责任”控告保险公司。

二、课商业性销售者以严格责任的依据

综观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商业性销售者负担产品缺陷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是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缺陷产品的商业性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的依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庞德曾经说过，“正义一词不止有一种含义，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4]侵权行为法在归责原则上的历史发展，也正是人类正义理念的逐步发展过程。近代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居支配地位，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共同构建责任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侵权责任法的进步。从法哲学的角度观之，过错主义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和新兴工业社会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而无过错原则充分宣示了社会本位的正义观。“法律是人的创造物，只能根据人的理念，也即创造目的或价值来理解。”[5]正义是任何法律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原因就在于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存在，需要决定其价值等级。法律通过划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协调他们的关系，解决他们的矛盾。庞德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认为不能用硬性指标来评价这些利益，某些利益在某一时期有优先权，而其他利益在其他时期则应受到优先照顾。三种利益中，庞德认为社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应以社会利益为标准，划定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以使其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一境界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正义。[6]具体到侵权行为法领域，其正义理念的体现就是应以社会利益作为明确责任的基础。

其次，推动严格责任的“利益说”、“危险说”等是严格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上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的话，“利益说”和“危险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严格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利益说也称报偿责任理论，其观点是，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类从未遭受过的危险或公害是由企业所产生，当由企业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进一步言之，企业因从事危险性事业而获得利益，对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公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企业在赔偿后，又将损害赔偿额纳入生产成本，转嫁到利用企业产品的公众身上，由企业产品的最终用户承担，这样也不影响企业的创新力或生产积极性。根据利益说，在企业无利益或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赔偿损害时，即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危险说或称危险责任理论认为，一个为自己利益而自愿经营某项事业的人，应当承担由该事业性质导致的相关风险。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人们时刻生存在危险中，生产者、销售者既然制造了危险的来源，就应对此负严格责任。（注：参见：陈界融：《中国民法学·债法学源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刘士国：《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无论利益说抑或危险说，在立法上均体现为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是法定的，不允许类推扩大。

再次，严格责任体现了商法上的维持交易安全原则。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法以规定私人之间的带有私权性质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因此，商法和民法共同构成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国家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对于私法关系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而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在商法中，即各国商法对商行为的强行性的法律控制。商行为后果承担上的严格责任主义属之。[7]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并无二致，但是其适用范围较之民法尤其广泛，应将其理解为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较之于一般民事主体更为严格。商事交易的严格责任主义，主要包括普遍连带责任和广泛无过错责任。商法上的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属公司法上的连带责任。如无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于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负责人与公司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公司未能成立者，其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对于公司设立所为之行为所需的费用，均应负连带责任。此外，还有票据法上的连带责任等。对于企业及其活动，商法多采无过错责任。如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商法上的严格责任在产品责任领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产品责任实际上就是商法的问题而不是民法的问题。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与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恰为呼应。

三、我国产品缺陷责任的立法进步性及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章用了7个条文规定了产品责任。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并充分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其中，英美法对我国法律发展具有实质的相关性和可借鉴意义。《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部分，对我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意义重大。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较美国法有其进步性，但仍有需借鉴之处。

第一，关于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我国法律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更加明晰，易于操作。我国《民法通则》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共同列为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而将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列为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侵权责任法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在条文之间体现出递进层次。首先，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严格责任，而销售者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仅在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情况下，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当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因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而致人损害时，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再次，为便于受害人得到救济，我国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作为直接责任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主体的确认方面，尚有美国判例法确认的市场份额理论（market share liabil-ity）可资借鉴。实践中，大多数产品责任案件的受害人能够正确地确认产品的生产者，并依法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但在某些案件中，受害人虽然能证明损害是由于使用某一特定缺陷产品所引起的，却难以确认该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同时有多个生产者生产同类产品并投放市场。由于市场份额理论以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责任分担的依据，颇具实质意义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所占市场份额越大，其所获利润越多，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也就相应越大。[8]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受理过类似案件，但美国相关司法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规定为责任主体，而将对生产者的确认义务归于销售者，也起到了较有力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

第二，医疗责任中的产品责任主体。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该项规定中，明确了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均符合产品的特征，而且医疗机构提供该类产品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该类产品适用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定。而患者向医疗机构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的，相当于向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其求偿救济手段与产品责任相同。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主张免责。即使医疗机构（销售者）无过错，也应首先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该条同时还规定了患者输入不合格血液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的赔偿问题。血液及血液制品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输血感染是血液及血液制品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形式，近年来，输血感染的实例在国内外日渐增多。在美国法上，虽然人类血液与人类组织器官都满足有关对“产品”界定的形式要件，但其被特别排除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之外，原因在于，近年来的立法和法院得出的相同结论是，考虑到在人类血液及其组织的获取性背后的公共政策，与供应他们带来的固有风险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州，人类血液与组织的供应者的责任都通过立法得以限制。[2]（P392－294）不过，人类血液及人类组织器官的供应者可能因为其对待和管理该产品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过失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对输血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感染引起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输血者这一相对弱者的身体健康权。作此规定，同样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第三，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产品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责任根据是建筑承包商违反国家强制性的安全标准导致建筑物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只要此缺陷建筑物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倒塌造成损害，即应由建筑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建筑承包商是否具有过错。因此，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应属严格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无过错责任，是同一道理。（注：参见：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2009年11月15日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所作之学术报告。）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鉴于不动产与动产仅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不动产也完全具备产品的要求。在我国房地产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日渐增多，为了更好地保护不动产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产品的范畴。[9]美国侵权法上对不动产的产品侵权责任未加限制，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只是法院通常会在买主或承租人因卖主或出租人提供的具有缺陷的房屋或建筑物受到损害时，要求卖主或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国立法更具进步性。



注释:
[1]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