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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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细则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细则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司法助理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从业务上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
第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必须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以防止民间纠纷激化为重点。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继改进工作。
第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得收费。
第二章 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三百人以上的厂、矿、场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自然村、居民区以及不足三百人的厂、矿、场要设立调解小组或配备调解员。
珠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可在已形成人口集居的工业区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管理属下工厂、企业的调解工作。
第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七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
调解小组由三人组成，设小组长一人。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第七条 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第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因年龄过大、兼职过多、工作调动或户口转移等情况，造成不能任职或不利于工作时，由原选举单位及时补选；有严重失职或者违法乱纪的，由原选举单位撤换。
第三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制度
第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调解婚姻、继承、赡养、抚养、扶养、家庭、房屋宅基地、债务、生产经营、邻里、赔偿及其他民间纠纷；
（二）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三）定期向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厂矿、企业农场、林场调解委员会要定期向单位的领导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第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建立下列制度：
（一）学习制度。调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交流经验，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人民调解业务知识。
（二）汇报制度。调解委员会至少每季度向司法助理员或司法办公室汇报一次调解工作情况，对发生民间纠纷激化的事件，应及时上报。
（三）纠纷摸查制度。调解委员会每月应对辖区内纠纷进行一次摸查，对可能发生纠纷的人和事要落实人力和措施做好疏导工作。
（四）登记制度。调解纠纷和来信来访要登记，并归档存查。
（五）回访制度。对调解解决的纠纷，要坚持重点回访。对各类经济赔偿及生活费用协议的执行情况，要通过回访监督执行。
（六）总结评比制度。调解委员会半年和年终要进行工作总结，搞好初评和总评。
第四章 调解工作的原则和纪律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要遵守如下工作原则：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必须遵守如下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
（二）不得对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
（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第五章 调解工作程序和调解协议书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
对容易激化或正在发生的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及时调解。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由委员一人或数人进行；跨地区、跨单位的纠纷，可以由有关的各方调解组织共同调解。
地区之间调解组织不协调时，由有关的司法助理员共同商量解决。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必须本着有利团结、有利生产、有利进步的原则，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
对于简易纠纷的调解，可以不制作笔录和调解协议书；对于重大纠纷以及需要有文字根据督促当事人履行协议的纠纷，应当制作笔录，并在调解达成协议后，制作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主动提出请求的，也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
第十七条 调解协议书内容：
（一）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
（二）纠纷的类别；
（三）纠纷的事实和调解的依据；
（四）双方达成协议的事项。
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调解协议书应一式多份，纠纷当事人和调解委员会各执一份。须单位协助督促执行的，调解协议书要送达有关单位留存。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达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
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政府接到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服的请求，应当在收到请求次日起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基层人民政府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应当责成当事人履行；当事人仍不服的，应当支持合理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
基层人民政府对于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调解协议，应当给予撤销，并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委员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在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或者特殊贡献的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记功、奖励，具体做法可按照《广东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集体和个人奖励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违法乱纪的调解员，视情节轻重，由所在单位、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对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应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经当地群众民主讨论给予合理解决。
第二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每年由县（区）司法局组织培训一次，经费由县（区）人民政府给予解决；人民调解委员每年由乡镇司法助理员组织培训一次，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给予解决。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1990年6月1日起施行。
1990年5月25日
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46号
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0月27日市人民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刘可清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养老服务机构是指福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和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化养老的需求状况，制定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四条 发展养老服务机构坚持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原则。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办养老服务机构，向养老服务机构捐赠或者无偿提供相关服务。
第五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养老服务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服务行为，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竞争秩序。
民政部门应当支持行业协会依法开展业务活动，加强对行业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筹办和开业
第七条 开办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市养老服务机构的布局专项规划；
（二）有相对独立的固定服务场所，并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等标准以及养老服务机构建筑设计规范；
（三）开办经费、床位数以及每张床位平均建筑面积符合市民政部门公布的标准；
（四）有相应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五）配备适当数量的营养师和持有岗位证书的护理人员。
第八条 申请筹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应当向开办地的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区民政部门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市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第九条 申请筹办养老服务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筹办申请书；
（二）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设置报告（包括名称、性质、房间和床位设置情况、服务对象、服务范围等内容）；
（五）养老服务机构的固定服务场所的证明文件（拟新建的，提交有关用地审批等文件）。
第十条 对符合养老服务机构筹办条件，同意筹办的，市民政部门应当核发养老服务机构筹办批复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市民政部门应当书面告知申办人，并说明理由。
前款规定的筹办批复书有效期为一年。养老服务机构在筹办批复书的有效期内未筹建的，应当重新办理筹办手续。
第十一条 养老服务机构开业前，应当向市民政部门提出开业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开业申请书；
（二）养老服务机构筹办批复书；
（三）固定服务场所的权属证明或者有关租赁期限不少于5年的房屋租赁合同；
（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二项的有关证明材料；
（五）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流动资金证明；
（六）章程和管理制度；
（七）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营养师、护理人员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第十二条 市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开业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实地验收。符合条件的，核发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办人在合理期限内整改，限期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第十三条 养老服务机构取得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依法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 服务和管理
第十四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送养人签订养老服务合同。服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一）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地址、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二）服务内容和方式；
（三）收费标准以及费用支付方式；
（四）服务期限和地点；
（五）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
（七）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
（九）其他约定事项。
服务合同的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合同到期后可以续签。
市民政部门组织制定养老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供养老服务合同当事人参考使用。
第十五条 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根据服务对象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护理的等级标准，实施分级护理服务，其中，护理人员与自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10，与半护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6，与全护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4；
（二）定期编制老年人营养食谱，合理配置适宜老年人食用的膳食；对老年人膳食经费建立专门账户，并定期向老年人及其送养人公开账目；
（三）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康复活动和文化体育活动；
（四）定期为收住的老年人检查身体，并建立健康档案，对患传染病的老年人，养老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采取必要的隔离、治疗等措施，并通知送养人；
（五）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老年人看护工作；
（六）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保养和检测、确保设施设备的安全；
（七）建立卫生消毒制度，定期对老年人使用的餐具和住处进行消毒，定期清洗老年人的被褥和衣服，保持室内外整洁。
第十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关爱收住的老年人，不得歧视、虐待、遗弃服务对象。
除经民政部门同意外，养老服务机构不得收住非老年人。
第十七条 鼓励养老服务机构配备相应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第十八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将养老服务收费项目、标准报市民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开，实行明码标价，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养老服务机构分立、合并或者变更名称、章程、住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服务范围的，应当依法向市民政部门和有关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养老服务机构因停业或者其他原因需终止服务的，应当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终止服务的报告，妥善安置服务对象，做好清算工作，并依法向有关登记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章 扶持和优惠
第二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扶持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
第二十二条 对新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用地，经批准可以采用划拨方式优先供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给予适当优惠。
采用划拨方式或者其他优惠方式取得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未经依法审批，不得改变其性质和用途。
第二十三条 养老服务机构依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四条 养老服务机构使用水、电、管道燃气等费用按居民生活类收费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养老服务机构收住本市户籍老年人的，可以采取床位建设补贴、床位运营补贴、床位综合责任险补贴等方式予以扶持。
养老服务机构收住本市户籍老年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市民政部门申请补贴：
（一）城镇中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的；
（二）农村中衣、食、住、医、葬等方面由政府给予保障的；
（三）低收入家庭中有特殊困难的。
有关扶持和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章 监督和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按年度向民政部门报告开展养老服务工作的情况。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场所、设施、人员配备、服务范围、服务质量、收费等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七条 养老服务机构实行年度考评制度，推行等级评定。市民政部门根据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规模、质量和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情况，组织进行综合考评，公布养老服务机构的年度考评结果。
养老服务机构年度考评不合格的，由民政部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视情暂停、取消、追回其享受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二十八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定期制作财务会计报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养老服务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 养老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相应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养老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从事非经营性活动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依法向民政部门办理相关筹办、开业、变更、终止手续的；
（二）擅自改变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的性质和用途的；
（三）超出核准登记的服务范围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的；
（四）不按照养老服务机构应当遵守的规定提供养老服务的。
有前款行为之一的，民政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视情暂停、取消、追回其享受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 民政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案情】
2008年10月，彭某到武汉市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食品部）从事搬运工作，食品部以每天5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彭某工资。2009年11月13日早晨6时左右，彭某在食品部从事搬运过程中突感头晕，食品部安排其在经营部休息，未见好转后派人送其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3级。上午11时彭某家人将其从医院接回家中，下午4时彭某死亡。2010年1月，彭某之妻朱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彭某与食品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3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彭某与食品部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权的范畴，鉴于身份权与人身权不可分离，朱某非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朱某对终审结果不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第一次再审维持了二审法院的裁定，朱某再次申请再审，最终第二次再审撤销了终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分歧】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劳动者死亡后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之所以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同，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死亡后对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第一种裁判思路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中应当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否则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程序问题。劳动者近亲属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其目的并非单纯止于确认之诉，通常是为后续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近亲属作为工伤待遇赔偿纠纷的适格当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因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的相关待遇赔偿责任。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作为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单独成诉。
第二种裁判思路认为，应当在劳动者死亡后赋予其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范畴分为两个层面：在人身权方面，具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权、休息休假权、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人身专属性，一旦权利主体消亡，这些权利也随之而消灭；在财产权方面，具有获得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可以与人身相分离，在劳动者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或死者近亲属固有权利进行分别处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主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其目的不是为保护劳动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而是为取得工亡待遇赔偿做准备，带有明显的主张财产性权利的动机。因此，应当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与确认之诉的权利，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一般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如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工作服、招工招聘表等物品，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如用人单位否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应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在这一审查过程中，据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证据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消亡而影响其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明力。因此，即使劳动者本人死亡，由其近亲属代为主张事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无法固定的问题。
【评析】
综合以上两种裁判思路不同考量因素的分析，笔者最终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裁判思路，且认为在劳动者死亡后不仅应当赋予死者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还应当赋予其代为主张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诉讼权利。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终极目的具有财产性特征。当事人提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其深层次原因是为最终获得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和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工亡待遇赔偿，诉讼目的并非为保护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从这一终极诉讼目的出发，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相应的诉权，符合当事人的诉讼期望，有利于保护死者生前的相关权益。况且，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无法解决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提起的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有时附带包含了死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主张，如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等。这些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死亡的劳动者，而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直接权利主体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因此不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就不能对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予以处理，最终将导致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劳动者的死亡而被逃脱。
其次，人民法院不具有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工伤认定的司法权限。劳动者近亲属提起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诉中必然涉及到工伤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是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作为国家工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机关对劳动者所受损害进行的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权行使的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各有其明确的行使边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司法权行使的界限，不应在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跨界行使权利。
最后，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诉的诉权符合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主导思想。新修改的民诉法不仅从量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如增加了公益诉讼等，而且从质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在此大环境下，笔者认为，严格地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做法与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思路不相融合。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