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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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使用通讯工具已然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流的主要方式。因此，大量的通讯信息必然成为许多行为和事件的真实记录材料，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即时通讯信息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司法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中的通讯工具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卫星传输技术运行的电话、移动手机等形式。二是在网络平台上依靠计算机软件运行的网络通讯工具，如电子邮件系统以及QQ、MSN、飞信、微信等各种类型的聊天工具。这类通讯工具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推广，运用的范围不断得以拓展，已经广泛运用于包括私人生活感情联络、业务洽谈、网上购物、咨询服务、非正式合同以及远程协助等领域。以上两类通讯工具使用中留下的记录信息，因其产生的同步性和即时性，被定义为“即时通讯信息”。司法实践中，即时通讯信息正逐渐被纳入诉讼证据范畴加以运用。
根据证据理论分析，即时通讯信息具有足够的证据效力。首先，从证据能力上看。即时通讯信息是即时产生并存储于网络服务器或通讯设备中的数据，可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可视的形式进行展示，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划分，即时通讯信息就是一种特别的电子证据，其具有合法的证据形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即时通讯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取得，可以保证其具有合法的来源。其次，从证据证明力上看。即时通讯信息只要符合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即可作为证据予以认定。即时证据的形式及来源合法性前面已经论及，关于客观性或真实性，一直以来都是通讯信息能否被采信的最大障碍，但是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通讯、网络管理的规范化水平逐渐提升，对通讯信息的核实以及对被破坏的通讯信息进行恢复等问题正逐步得以改进，因此，即时通讯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同样的道理，此类信息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可以被认识和论证的。
司法实践中，应该在适用现有证据规则特别是电子证据规则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即时通讯信息进行规则创新。一是即时通讯信息的原始性问题，由于通讯信息属于电子证据，具有可复制和可衍生性，因此对于该类证据的“原件”的判断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对于传统的通讯信息，如手机存储的短信、微信等信息，实践中应该以原始存储设备中的信息为原件，通过原始设备进行展示，在诉讼中组织举证质证，并以庭审记录结合信息复制品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作为证据。而对于依靠网络及计算机软件进行传输的信息，如电子邮件中的附件信息，为防止该类信息遭更改，应该以邮件中下载的附件而不是原有的上载存储设备中的文件为原件。二是及时通讯信息的固定问题，除对原始信息的甄别外，应特别注重对即时通讯信息的操作过程予以固定。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应该聘请公证机关参与并采取摄像、拍照等方式将证据收集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三是在诉讼中引入通讯技术专家进行辅助，这样可以弥补法官再通讯技术及软件使用等方面专业知识的欠缺，从而实现对即时通讯信息证据效力的补强，并增强裁判结果的说服力。


国家赔偿确认问题的探讨

作者：张朝泓

张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区公安局扣押现金6万元，之后，区公安局又扣押张某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10万元和在农业银行营业所的存款9万元，总共扣押张某25万元。区检察院以张某敲诈勒索受害人264200元，向区法院提起公诉，区法院认定了指控的事实并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年。张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新审理。区法院重审后仍认定张某敲诈勒索受害人264200元，再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年。张某又不服，再次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刑事判决，认定张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6万元，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终审判决认为，由于张某与被害人原有不正当关系，被害人还应张某的要求多次拿钱给张某，没有及时报案，现双方又各执一词，致原给钱的行为是否被敲诈勒索难以认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张某的犯罪数额为264200元显然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张某在服刑期间授权委托律师向区公安局申请确认侦查期间扣押其名下存款19万元的行为违法并要求国家赔偿。区公安局不予确认、逾期不予赔偿。张某又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也逾期不作决定。张某遂向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能否立案受理作出赔偿决定？

一种观点认为：对张某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产，应当视为对该部分财产采取的扣押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因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所涉及的财产应当一并作出处理。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未处理的财产，应当视为是当事人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财产。既然扣押的财产与当事人犯罪行为无关，侦查机关对该项财产所采取的扣押措施当然是违法的，无须另行确认。[1]司法机关以司法文书方式通过具体的决定、裁定、判决等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损害的，只要有新的法律文书从结果上已经否定司法机关先前行为的合法性的，就应当视为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得到确认。[2]在区公安局和市公安局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前提下，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立案受理张某的赔偿申请并作出决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必须具备违法侵权已经过确认的前提。除了纠正刑事案件的错误羁押的裁决可以视作已确认违法之外，其他案件均要经过侵权机关的违法侵权的确认才能进入司法赔偿程序。又由于当事人要求确认违法的案件，并非一定违法侵权。司法机关确认程序结束、确认未违法的案件，则不能作为司法赔偿案件进入司法赔偿程序。[3]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刑事赔偿中，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涉案财产，有关机关是否可认定为“违法所得”，移送有关机关或直接返还被害人，还是应当直接返还赔偿请求人？此似宜应依不同情形作出不同处理：（１）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违法所得”，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２）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３）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不属“违法所得”，应发还相对人；（４）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发还相对人，责令相对人归还被害人，如相对人不归还，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4]因此，没有被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所认定的财产，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即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与公安起诉意见书、检察起诉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不一致时，生效刑事判决书不能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侵犯的确认。是否存在《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办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在公安机关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情况下，赔偿委员会不能就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立案受理，赔偿请求人只能申诉。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立案受理张某的赔偿申请并作出赔偿决定。

上述是二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本案能否立案受理，这个问题实质涉及生效的终审刑事判决能否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扣押违法的确认？即能否视为确认的问题。

一、 确认违法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

赔偿确认指的是对国家赔偿及其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可，违法侵权确认指的是对违法侵权行为的认定，我国国家赔偿程序中的确认当指违法侵权确认，不能用赔偿确认代替违法侵权确认。

设立确认违法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查清司法机关违法侵权的事实是否存在，而司法机关违法侵权则是给予司法赔偿，解决司法赔偿纠纷的基础和前提，属于司法赔偿程序审查的重要内容。又国家赔偿法将确认违法程序作为司法赔偿的前置程序，那么确认违法的条件也是司法赔偿的条件，故确认违法程序是整个司法赔偿程序的组成部分。[5]

许多人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四、十五、十六条即确认标准的规定，理由是第九、二十、三十条规定：“对依法确认有”上述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实际上，上述四条规定是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而不是确认标准的规定。从国家赔偿法的体例来看，第三、四条的规定是行政赔偿范围，第十五、十六条规定的是刑事赔偿范围；第九、二十、三十条是关于赔偿程序的规定。也就是说，第九、二十、三十条关于“依法确认有”上述四条国家赔偿范围“规定情形”“应当给予赔偿”的规定，系指依法确认这些法定赔偿范围的违法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行为之情形是国家赔偿的充分必要条件。上述四个条文只是分别指出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范围中违法侵权情形的类型，如违法拘留、非法拘禁、错误逮捕、错误判决，这些违法侵权情形尚需经过依法确认才能从理论变为现实，至于如何确认有赖于具体的标准，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属于违法拘留或者非法拘禁，什么情况下属于错误拘留或者错误逮捕以及错误判决，仅仅依据这四个条文是不能做出具体判断的，需要有明确的标准才能进行衡量。故而，国家赔偿法第三、四、十五、十六条尚不为确认违法侵权的标准，其他法律也没有作出确认违法侵权标准的规定。但是，国家赔偿法这四条规定的情形却是确认违法侵权标准的客体，即制定确认违法侵权的标准要针对这四条规定的情形而确定。[6]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即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刑事案件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确认违法与司法赔偿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另《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侵权应予赔偿的行为适用刑事赔偿程序。”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违法侵权行为的非刑事司法赔偿程序，也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确认违法与司法赔偿分设的程序。但《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却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行政赔偿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即确认违法与行政赔偿的程序可以合并，可以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程序。综上，除了行政赔偿外，司法赔偿（刑事案件实体、程序中涉及的刑事赔偿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涉及的非刑事司法赔偿）均应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确认与赔偿分设的程序。也即赔偿请求人申请司法赔偿，必须先向侵权机关或者侵权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然后才能进入司法赔偿程序。[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第三条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的司法侵权行为应当先经依法确认”，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第五条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确认是司法赔偿的前提，这一点无可质疑。[8]

二、视同确认和应当确认

（一）、视同确认在司法赔偿中大量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条对人民法院赔偿的视同确认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裁定、决定，属于依法确认，当事人可以根据该判决、裁定、决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一）逮捕决定已经依法撤销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二）判决宣告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三）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的行为责任人员已被依法追究的；（四）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行为，并已依法作出撤销决定的；（五）依法撤销违法司法拘留、罚款、财产保全、执行裁定、决定的；（六）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对人民检察院的视同确认也作出规定：“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者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申请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二）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书；（三）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四）不起诉决定书；（五）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的复查决定书；（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予以释放的证明书；（七）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八）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九）对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二）、对于不属视同确认的，应当适用专门确认程序，由确认机关对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在原审判、执行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违法：（一）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释放后，未依法撤销逮捕决定的；（二）查封、扣押、冻结、追缴与刑事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并造成损害的；（三）违反法律规定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等，采取或者重复采取拘传、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且未依法撤销的；（四）司法拘留超过法律规定或者决定书确定的期限的；（五）超过法定金额实施司法罚款的；（六）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保全措施，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七）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变卖或者执行确认申请人可分割的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八）违反法律规定，重复查封、扣押、冻结确认申请人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九）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十一）对应当恢复执行的案件不予恢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二）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十四）对依法应当拍卖的财产未拍卖，强行将财产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五）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书有无违法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第八条规定：“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判决有罪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侵犯人身权情形依法确认：（一）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予以确认；（二）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予以确认；（三）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拘留、逮捕，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拘留的，不予确认。”第九条规定：“请求返还被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的赔偿请求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有无违法侵犯财产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复查纠正决定书及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或者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以确认论；（二）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财产的，予以确认；（三）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为当事人个人合法财产的，予以确认；（四）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于违法侵权事实尚未得到确认的赔偿请求，被控告有违法侵权的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首先对侵权事实和是否违法进行查证，对是否有违法侵权事实作出确认或者不予确认的决定。

目前，公安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公安部门没有相应的规定哪些情形可以视为确认，哪些情形应当进行确认。

基于上述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二审法院生效的终审刑事判决不能视为对区公安局多扣押张某19万元违法的确认。对张某的赔偿申请，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不能立案受理并作出赔偿决定。

从上述的案件，我们看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确认行为违法是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赔偿请求权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必经程序，而申请确认启动的是内部监督机制，完全依靠侵权机关自律行为实现。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确认程序成为请求权人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请求权人很难拿下确认这个“入门证”，也就无法得到国家赔偿。改进确认法律框架的方向是，首次即在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进行，请求人不服的，再逐步向更高一级司法机关申请确认，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确认为最终确认。建立司法确认选择机制，赔偿申请人可以选择向其上一级机关确认或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便于当事人请求确认。[9] 或者可以设立一个统一的终局确认机关，行使对各司法赔偿确认申诉的办理，其决定意见为终局的确认意见。也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所谓的司法诉讼，是指司法相对人与司法主体在司法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10]对赔偿事项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只能有权申诉的规定，不仅基本上堵住了许多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救济途径，而且使得国家赔偿法第三章关于刑事以及非刑事的司法赔偿形同虚设。在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利用这一条的规定对应予确认而不予确认的赔偿案例屡见不鲜，虽然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就此作了许多的努力，但因为《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过于明确，因此难以作出解释。这个规定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建议应当取消，变申诉为起诉似更妥当。[11]同时，可以考虑追加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第三人参加司法诉讼，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进行确认并作出决定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