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盐业管理条例（2005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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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提出的,现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97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正式写入其中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97刑法之前,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并不断发展。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典;贯彻


　　一、 罪刑法定原则概述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规定。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基本精神是为了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护人权。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针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到17、18世纪,罪刑法定思想在洛克、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阐述,“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得到确认,使罪刑法定从思想学说正式转变为法律原则。1810年《法国刑法典》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这成为以后各国相继仿效的范本,从而使得罪刑法定原则逐渐成为众多国家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原则逐渐成为国际性质的法律原则。1948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项便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也不再是纯粹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完全取消司法裁量到限制司法裁量,从完全否定类推到有限制地类推(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从禁止事后法到从旧兼从轻(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并逐渐增加了刑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个人自由保障和社会秩序保护的双重目的。同时,这些变化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的体现。

　　二、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演化及历史地位

　　中国具有几千年“比附援引”的法律传统,罪刑擅断十分突出,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显得异常的的艰难。最初,罪刑法定思想于清朝未年由日本传入,光绪34年(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察、处罚。”此后宣统2年(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民国时期,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仅仅是立法上的形式而已,在司法上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这一原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废除了罪刑法定原则。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就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规定,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类推制度在新中国刑法中得以重新确立并被推崇了近半个世纪。1979年,新刑法典起草,关于类推和罪刑法定争论再起,多数人认为当时刑法分则对犯罪规定不完全,类推则可弥补立法之漏洞,类推也是一个应急措施,故类推得以在1979年刑法中保留。直至97年刑法修订时,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列入刑法典的问题,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时间之长久,争议之激烈,实属罕见,最终肯定意见占了上风。97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至此,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起来。这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加强,也标志着我国刑法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符合当代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的传统法律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追求社会各部分的稳定与和谐,断案讲究的是止纷息诉,对于社会秩序的追求欲望远远强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个人自由几乎是被忽略的。“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的法律之上还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因为“中国人不把法律看做是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的法律’”。“法律从属于道德,它之获得认可,是在于理性,或者说在于那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生活经验。”中国刑律始终被认为是治理百姓、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大宪章”。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发展得如此艰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罪刑法定原则引入的并不应当仅仅是一句法律格言,也不仅仅是一套法律规则,而应当是蕴涵其后的法律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97刑法中的贯彻

　　自97刑法自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七次通过、公布实施了刑法修正案,可以说每次修正案的通过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以贯彻的体现。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也不例外。将社会上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为犯罪加以处罚,既是保护自由和人权的需要,也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贯彻表现如下:

　　(一)废除类推制度

　　类推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可以援引与它相类似的法律加以适用。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犯罪并受到刑事处罚,是依据事先由刑法所作的明文规定。而类推的实质是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刑罚,是罪刑擅断的必然产物,是和罪刑法定原则根本对立的。因而,要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废除类推制度(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容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从本质上看,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不相容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可能同时规定类推制度,反之亦然。

　　在我国,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其应处以何种刑罚,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确定。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应当分立以制衡。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人或机构可能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会不存在;如果立法权同司法权合二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他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力,如果三权合一,那一切都完了。”类推制度完全脱离国家立法机关,由司法机关将刑法尚未规定的行为定为犯罪并予以处罚。这实际上就是侵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必然导致司法权的滥用。类推制度背离保障人权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而刑事类推制度的价值取向则是注重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个人权利。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公民只要不实施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其就不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唯有如此,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行为的自由度也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根据类推制度,公民不仅不能做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做法律没有禁止做的事情,这样就大大缩小了公民行使权利的范围,公民的自由就必然受到侵犯。可见,刑事类推制度与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不符合现代立法明确化的要求,有悖于现代法治精神,与世界刑法发展的的趋向不相符。97刑法典废除了旧刑法关于类推的规定,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我国刑法彻底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禁止溯及既往

　　禁止溯及既往,是指认定某人的某一行为是犯罪并加以刑罚惩罚,必须根据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不能根据行为之后的法律。即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刑法处罚其施行前的行为,通常也称为“事后法禁止”。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其不可能预测将来可能施行的法律。“适用事先存在并已为大众所知的法律条文,是对抗执行权力机关与法官专横行为的可贵保证。没有这种保证,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个人就很可能对其行为是否会被认为反社会的行为一无所知,因此,就有可能受到压抑,或者有可能受到不公正的追溯。”可见,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何种行为为犯罪、是否对其适用刑罚、对其适用何种刑罚,必须由法律予以预先规定并公之与众,以便人们遵循,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如果以行为后施行的刑法为根据处罚法律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而且,如果行为时的适法行为,可以由行为后的法律定罪处罚,那么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判定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定罪处罚而无所适从,这对公民的自由无疑是极大的限制。所以,刑罚规定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不能溯及既往。作为例外,刑法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这实质上也是对人权的保障。97刑法典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其内容与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大致是一样的。尽管97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溯及既往,但97刑法却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禁止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必将得到更加全面的贯彻,而作为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原则的禁止溯及既往,也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三)严格限制使用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

　　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是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组成部分。79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实际上是赋予了人民法院极大的裁量处罚权,容易因缺乏和不易监督而滥用;并且由于它直接掌握在审判人员手中,加上社会上存在着的权势、金钱、人情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必然使审判人员往往对犯罪性质、量刑原则、适用刑度的理解发生差异,从而影响刑罚裁量的公正;少数司法人员利用它谋取私利,放纵犯罪分子,破坏严格执法,导致司法腐败;再者,由于地区和层次的差异,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容易导致同罪异罚的情况,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使司法失信于民。由此看出,过大的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实际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对其作了修订:“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虽然保留了法院的酌情减轻处罚的裁量权,但是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其作了严格的限制,即“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有利于有效地防止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的滥用,确保了依法定罪量刑,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四)实现罪之法定

　　其一,明确了犯罪概念。97刑法第13条就对犯罪作了完整科学的定义,指出:“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对我国各种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是对犯罪的正确认定,严格划分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和基本尺度。从概念中可以看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相结合起来,为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罪与非罪的准绳,就为无罪不受刑法追究提供了保障。同时确定行为是否具有危害社会,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模式,保障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明确犯罪概念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一个总标准、总依据,对于维护刑法原则的权威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明确了犯罪构成要件和罪状。97刑法总则中对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对于共同犯罪、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各种犯罪构成特殊形态的特征和处理原则,都作了详细规定,也为认定犯罪提供了一般的标准。在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对各种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都作了明文规定,标明了成立犯罪的具体条件,有的构成要件比较复杂的犯罪,特别是新增加的一些犯罪,法条分别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分别作了细致的说明性规定,将各种犯罪的构成限定在相对明确的范围之内,对于原来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比较概括的一些犯罪,例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都分解为多种具体的犯罪予以细致化规定,给司法机关确立了明确的定罪规格,也为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规范化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罪状为司法实践的定罪工作、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以及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的界限,提供了法律标准,为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根据,为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助于对犯罪的正确认定和统一适用法律,保证严格地依法定罪量刑。因此,严格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全面分析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具体要件,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又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和体现。

　　(五)实现刑之法定

　　其一,明确规定了刑罚种类。97刑法第32条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第33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第34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为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我国刑罚体系是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其中主刑和附加刑既明确分工,又互相配合,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功能,并且由轻到重地排列,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形成了严密科学的刑罚体系,能够适应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同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处罚,充分体现了宽严结合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对刑罚种类和适用条件都作了明文规定,为司法工作人员严格依法适用刑罚提供了法律基础,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法定的刑罚而不得进行法外制裁,进而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司法公正。

　　其二,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包括量刑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刑法第61条指出:“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此为量刑的一般原则,这既是人民法院长期以来量刑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工作指导原则在量刑上的体现,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刑法也对量刑的具体原则作了规定。例如,对未成年人犯罪、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自首、立功等的量刑原则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保证司法工作人员根据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适用刑罚,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有效地保护无罪的人。

　　其三,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上,97刑法在保留适用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情况下,规定了轻重不同又互相衔接的量刑档次,并尽可能将量刑情节法定化、具体化,以减少司法机关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对于一些常见的危害严重、可能被判处重刑、特别是死刑的犯罪,刑法作了具体的限制。同时,对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法定刑幅度内,根据案情适当确定宣告刑,相对缩小了刑罚的自由裁量度,避免了司法工作人员因无法可依或量刑幅度过宽,难以操纵,而滥施刑罚,保证了司法公正。同时,这些规定也能有效地防止因司法人员利用过宽的量刑幅度进行以权谋私,放纵罪犯,冤枉无辜,有效地遏制司法机关的腐败,有利于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昆政通〔2004〕1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三个开发（度假）区管委会：
　　《昆明市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二○○四年四月八日

昆明市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审批工作效率和质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改善我市投资环境，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综合受理，是指在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部门组成的、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多个综合受理窗口，受市级相关行政部门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部门的名义履行行政审批事项的有关受理和审批职权。

　　第三条　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会同市政府法制办、市监察局、市政府信息产业办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市级各行政部门按照本暂行办法规定，负责组织开展有关工作。

　　第五条　本暂行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应同时遵守下列规定：
　　《昆明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昆明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试行办法》；《昆明市行政审批首席代表设立暂行办法》；《昆明市电子化行政审批政务处理暂行办法》；其它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

第二章综合受理窗口的职能及组成

　　第六条　综合受理窗口的职责

　　（一）受市级相关行政部门委托，按照《昆明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履行行政审批事项的政务公开工作，包括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的相关法规和政策、申办条件、办理程序、审批方式、办理时限、办理地点、收费标准、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行政相对人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申请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的示范文本，以及行政审批过程和结果的公开。
　　（二）按照受委托权限，代表各相关部门履行行政审批事项即办件的咨询、受理、审核、审批、办结和制作发放行政许可证件。
　　（三）按照受委托权限，代表各相关部门履行行政审批事项承诺件的咨询、受理、审核、登记、转报、督办、答复、办结、制作签署并发放行政许可证件。
　　（四）按照受委托权限，代表各相关部门履行行政审批事项联办件的集中咨询、受理、审核、登记、转报、督办、答复、办结、制作签署并发放行政许可证件；负责对审批过程进行统一协调和督办；负责组织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进行联合办理、联合查勘现场、联合办结。
　　（五）负责使用昆明市电子化行政审批政务处理系统，开展行政审批事项的申报材料电子化、网上预申报、受理、审批、文件归档及网上投诉、办件统计分析、绩效考核等工作。

　　第七条　综合受理窗口的设立原则

　　按照行政审批事项涉及的行政部门职能、业务关系、关联程度、办理程序、审批方式、审批时限、审批地点等情况，设立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各综合受理窗口。
　　（一）部门归口管理的原则。属同一系统的部门，纳入同一综合窗口。
　　（二）业务归类的原则。属不同系统的部门，但行政审批事项办理业务关系紧密的，纳入同一综合窗口。
　　（三）行政审批事项关联原则。属行政审批事项办理程序先后紧密相关的，纳入同一综合窗口。
　　（四）办件量较少、办理程序简单、审批业务单一的，由相关行政部门委托其它有关行政部门（在其所在综合窗口），代表该部门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委托部门不再进驻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
　　（五）部分行政部门，因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或因特殊情况不能委托综合受理窗口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后，在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单设受理窗口。但该行政部门可以实施综合受理或委托其它部门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涉及其它行政部门牵头办理的联办件，仍须纳入相关综合受理窗口集中受理。
　　（六）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设立专门窗口，受相关行政部门的委托，负责不便归类的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统一集中受理。

　　第八条　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以下综合受理窗口：

　　（一）企业设立登记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计委、市外经贸局、市经协办、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部门为市工商局。其中涉及企业设立前置审批事项，由企业设立登记综合受理窗口负责集中统一受理并协调督促各前置审批部门办理。
　　（二）规划用地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滇池管理局、市防震减灾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安消防支队、市公安交警支队、市人防办，牵头部门为市规划局。
　　（三）建设工程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建设局、市房管局、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市政公用局、市气象局、市自来水公司、市排水公司、市煤气公司，牵头部门为市建设局。
　　（四）公安综合受理窗口：市公安局现行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经市政府批准不进入或在各分中心办理的除外。
　　（五）工业口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经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体改办、市统计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部门为市经委。
　　（六）农业口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乡镇企业局，牵头部门为市农业局。
　　（七）财贸旅游口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财政局、市商贸局、市旅游局，牵头部门为市财政局。
　　（八）教科文卫口综合受理窗口：包括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计生委、市广电局、市档案局，牵头部门为市卫生局。
　　（九）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包括市监察局、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市公证处、市总工会等，及其它有关中介服务机构。
　　（十）部分单位单独设立的行政审批受理窗口。

　　第九条　各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由各行政部门派驻首席代表和有关工作人员2至5名组成，常驻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工作，其组织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日常工作接受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

第三章审批权限及流程

　　第十条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两个以上行政部门分别实施的，可确定由一个牵头部门负责，在各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行政审批事项的申请，转报有关行政部门，分别由其提出具体审批意见后反馈综合受理窗口，由综合受理窗口根据各部门审批意见统一办结，或者由综合受理窗口组织并会同有关行政部门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第十一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权限：
　　（一）行政审批事项即办件由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负责当场审批。
　　（二）行政审批事项承诺件由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并审核登记后，转报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依法按规定时限审批。
　　（三）行政审批事项联办件，由综合受理窗口集中受理并审核登记后，由牵头部门按照程序，以串联审批或并联审批的方式，分别转报市级有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依法按规定时限审批，并由牵头部门的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负责统一协调、组织和督办。
　　（四）需上报国家或省有关部门最终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由综合受理窗口负责集中受理，转报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依法按规定时限审核并提出初审意见后，上报国家或省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咨询、受理及审核流程：
　　（一）综合受理窗口受市级相关行政部门委托，负责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政务公开，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程序的咨询，以及相关申报表格、材料及告知承诺书发放等工作。
　　涉及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申请，综合受理窗口应一次性统一发放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审批申报表格、材料和告知承诺书。
　　（二）综合受理窗口收到行政相对人提交的行政审批事项申请书、告知承诺书和相关附件材料后，由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依法按照各部门的统一规范要求，根据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告知承诺书内容，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涉及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综合受理窗口应一次性统一受理涉及各相关行政部门的申报材料和告知承诺书。
　　（三）经审核，行政相对人提交的行政审批事项申报材料和告知承诺书符合受理条件的，由各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负责登记受理，填写《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并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申请书、告知承诺书等申报材料扫描为电子文件。
　　经审核，行政相对人提交的行政审批事项申报资料和告知承诺书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具体原因，请其补充或修订材料。

　　第十三条　行政审批事项即办件的审批流程：
　　即办件由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负责依法当场审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同意，以委托行政部门的名义在《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签署审批意见，同时签署委托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电子签章，并当场制作签署有关行政许可证件颁发行政相对人，予以现场办结。
　　经审批不予同意的，应当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具体原因。

　　第十四条　行政审批事项承诺件的审批流程：
　　承诺件由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负责依法按照规定时限审批。首席代表收到综合受理窗口转报的《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及相关申报材料扫描电子文件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批，以委托行政部门的名义在《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签署意见，同时签署委托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电子签章，反馈综合受理窗口。

　　第十五条　行政审批事项联办件的审批流程：
　　联办件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并会同各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各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收到综合受理窗口转报的《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及相关申报材料电子文档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批，并以委托部门的名义在《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和有关审批文件签署意见，同时签署委托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电子签章，集中反馈综合受理窗口。

　　第十六条　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结：
　　（一）除即办件当场办结外，各综合受理窗口收到《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和相关行政部门首席代表签署的审批意见后，根据各行政部门首席代表审批意见进行办结。
　　（二）经审批同意的，综合受理窗口代表相关委托行政部门，制作签署相关行政许可证件颁发行政相对人，予以办结（审批事项联办件，相关行政许可证件一次性颁发行政相对人）。
　　（三）经审批不同意的，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具体原因。
　　（四）综合受理窗口在行政审批事项办结的同时，负责将有关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过程的全部纸质和电子文件进行归档，定期转送各相关行政部门。

第四章综合受理业务规范

　　第十七条　综合受理窗口负责填写《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登记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情况，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申请书、告知承诺书和相关附件材料，通过扫描方式制作数据电文，作为各行政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过程中的主要信息载体和审批依据。行政相对人提交的原始申报资料纸质文件，由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各综合受理窗口负责进行条件性审核和存档，不再直接上报市级各部门。

　　第十八条　市级各行政部门委托首席代表或窗口工作人员，代表其部门在《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签署审批意见并签署行政审批专用章电子签章后，即为代表该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相关电子化行政审批数据电文与纸质文件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九条　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负责《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表》（电子表）及相关数据电文的填写及扫描制作，因其原因造成登记填报内容不完整、不适时、不准确，市级各有关部门不能据此提出审批意见的，由市级各有关部门责成综合受理窗口重新登记填报，连续三次填报信息内容达不到要求的，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追究有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责任。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监察局负责对各综合受理窗口和各行政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第二十一条　市监察局负责对本暂行办法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暂行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一）要求进入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未按本暂行办法要求进入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实施综合受理，擅自在各自行政部门受理的。
　　（二）未按本暂行办法要求委托综合受理窗口履行相关审批职责权限的。
　　（三）未按本暂行办法要求委托综合受理窗口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擅自越权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含电子签章）的。
　　（四）有关工作人员超权审批、弄虚作假、违规审批、不作为的。
　　（五）各行政部门未按综合受理窗口的督办要求，在规定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批意见的。
　　（六）其它违反本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的。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会同市监察局，对各行政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及审批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和汇总，作为相关行政部门和公务员年度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　市级各行政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如有调整，要及时通报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政府法制办。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便民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市级各行政部门，编印《昆明市行政审批事项综合受理办事指南》。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各分中心、各县（市）区便民服务中心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市级各行政部门依据本暂行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暂行办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