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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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决定
（1984年11月14日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公约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予以保留，不受该款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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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首案件中“如实供述”的认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觉醒，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自首案件的增多几近于一种必然的趋势。自首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已往的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充分说明，认定自首案件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自首成立的必备要件之一的“如实供述”的认定本身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构成自首应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等条件，其中的“如实供述”是自首的核心要件，因为只有犯罪行为人如实供述才能体现其内心是否悔罪。认定“如实供述”成立的复杂性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粗略论述：
一、关于犯罪人自动投案，但不能如实供述主要罪行的自首认定
犯罪行为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一定的犯罪事实，却未如实供述其主要罪行，且犯罪行为人这一不作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识错误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将犯罪行为人的这一举动界定为自首？回答这一问题，要先从自首的立法精神入手。自首，作为一种法定从宽的量刑情节，其立法宗旨即在于鼓励犯罪行为人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以达到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回答这一问题时，一个先决问题我们不可回避，那就是：何谓“如实供述”中的“如实”？有人认为，“如实”就是犯罪行为人的供述与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相一致，而不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如何。乍一看来，这一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其客观主义倾向较重，颇有几分“客观归罪”的意味，脱离了实际。因为犯罪行为人所能供述的仅限于自己对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的主观理解与认知，若法律将这种人的本能强行升格至他对客观的高度，则其脱离实际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扼杀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的积极性，迫使犯罪行为人自首或自首后对自己将要供述或已供述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进行所谓的“自我认定”，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首肯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价值，对于认定“如实供述”以及自首的成立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上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这一不作为系其主观认识错误所致，且其已供了一定的、侧面的犯罪事实，或基于主观认识错误而对其主要罪行作了歪曲的、不真实的供述，那么，不妨认定犯罪行为人的自首成立，作为日后对其进行刑罚裁量的一个从轻情节；反之，如果犯罪行为人的此种不作为是犯罪行为人隐瞒真相、逃避罪责这类非“善”的主观动机所致，则自首当然不能成立并与自首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能反映出自首的犯罪行为人真心悔罪、改恶向善的诚意。在这里，主观标准要明显优于客观标准，即只要求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后的供述是其对已经客观认知与理解，反映了犯罪行为人真心悔罪、改恶向善的诚意，就可认定自首成立。也许有人会说，人的主观思维是无形的，何以考证？诚然，人的思想只有本人才能最清楚、最完整地把握，他人通常无从知晓，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只要犯罪行为人自首后的供述同当时的客观条件及犯罪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条件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社会公认的一般标准，就可以认定其所作的供述是“如实”的，其悔罪向善之意是真的，其自动投案之举是自首的表现，这样一来，对“如实供述”的界定及对自首的认定就不再是法条上死板的字眼，而是具备了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活的东西。
有这样一则案例：被告人赵某驾车去某市场购买货物，待货物装车后，赵某不付货款，并驾车强行拉货，见被害人李某在车前阻拦，赵某仍加大油门向李某撞去，李某躲开车头拽住车箱侧面捆绑货物的绳索，赵某明知李某在拽车，仍继续驾车拖着被害人行驶几十米，当其发现李某被卷入车底被车轮轧死后，赵某便弃车去交警部门投案，谎称自己由于驾车不慎，把被害人轧死。大家对认定被告人赵某以其他方法实施暴力行为，劫取他人财物，从而认定其犯抢劫罪没有异议，本案焦点是赵某自动去交警部门投案的行为能否认定是自首，有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自动到司法机关投案，且供述了驾车轧死被害人的事实，由于赵某主观上的认识错误，导致其对自己行为供述的不够准确，只要其自动到司法机关投案，交待了一定的犯罪事实，就不影响认定赵某的行为是自首。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虽然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赵某的供述也不属于其自身认识的错误，故只能认定其自动投案，属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不能认定赵某自首。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赵某到交警部门报案，称自己因驾车不慎,将被害人轧死,并供认自己是过失犯罪,应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解,并不属于被告人主观对自己罪行的认识错误。由于抢劫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不同，赵某不如实供述罪行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从主观方面看，赵某对自己的作案动机没作如实供述，赵某到交警部门报案谎称自己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报假来引开办案人员的侦查视线，使其承认自己是过失犯罪，而赵某真正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其在劫财过程中，又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顾，主观方面应是抢劫故意；其次，在客观方面赵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作如实供述，赵某只承认自己驾车轧死人的一段事实,而事实上，赵某利用机动车辆对私人财物的所有者李某当场实施了撞、拖、轧等暴力行为正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吻合。
坚持主客观双重标准的统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主观标准，强调主观之“实”优于客观之“实”，才能使自首真正成为一种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人文法治理念的好的刑罚裁量情节，从而使其在维护司法公正、捍卫社会正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关于共同犯罪人仅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但不交待其所知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自首认定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却掩盖其所知的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故意包庇他人，这种情形可否认定为自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和补充，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认定，还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分析与“分割”问题，所以这种供述不属于如实供述，进而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前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至于所谓的“分割”，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主观量化。让自首的犯罪嫌疑人悔罪自新，弃恶从善的诚意嬗变为可供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自由讨价还价的“无形商品”，允许善与恶之间“灰色地带”的存在，无疑是荒谬的。有的事物的量化相对不能，而有的事物的量化绝对不能，“量化”这个字眼不是在任何场合都用得上的。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二）项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该项规定同时又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为维护司法公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关于自首案件中“如实供述”的特别规定
《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也就是说，上述犯罪主体供述的尚未为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不构成自首情况下的“如实供述”，不成立自首（不属法定量刑情节）。究其原因，不妨归结为如下几点：1、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制度的意义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悔改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为非作歹”；2、自首的内在价值观使然。在立法者眼中，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犯罪行为人创造了价值，因为他通过内省与自主选择，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为代价降低了司法体制运行的成本，提高了社会秩序的安全系数。为了补偿和奖励自首的犯罪行为人，立法者将犯罪行为人举动设定为自首，以期减轻他的罪责。在此情形下，自首的设置与认定，以及法律效果的实现，之于犯罪行为本身的价值，同犯罪行为人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颇具“等价有偿”的意味。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同罪行的情形中，上述主体的“如实供述”并没有实质性地为司法机关的活动追加价值，可以说，上述主体以一定的“风险投资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的司法成本的价值不足以冲抵自首的认定之于其自身的价值，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立法者才将此种情况设定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不是自首，以体现司法公正。但我们不妨依照这种价值标准，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若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那么，可否认定自首成立？
“如实供述”的认定作为认定自首成立与否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如前所述，需要遵行下列标准，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价值标准，在利用“主观之见于客观”这一准则妥善灵活地处理主、客观标准的相互关系的同时，适时兼顾价值标准，有助于对“如实供述”乃至自首的准确认定。值得注意的是，主观标准属抽象范畴，而价值标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量化标准，属具体范畴。
以上观点仅属笔者个人见解，不足之处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张士远
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查起诉与法院审理阶段没有疑难案件
龙城飞将
许多法学专家认为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疑难案件，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个阶段办案人员可以进行合理的怀疑，再根据怀疑和线索寻找更多的证据，最后还原案件发生当时的真实情形。但到了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的主要原则是“存疑不起诉”、“有利于被告”、“疑罪从无”。
许霆案件与梁丽案件所以被认为是疑难案件，原因在于人们把刑侦阶段的有罪推测原则运用到起诉与审理阶段。在这两个案件中，事实部分，即刑事侦查阶段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2]。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3]。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4]。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20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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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觉醒，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自首案件的增多几近于一种必然的趋势。自首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已往的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充分说明，认定自首案件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自首成立的必备要件之一的“如实供述”的认定本身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构成自首应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等条件，其中的“如实供述”是自首的核心要件，因为只有犯罪行为人如实供述才能体现其内心是否悔罪。认定“如实供述”成立的复杂性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粗略论述：
一、关于犯罪人自动投案，但不能如实供述主要罪行的自首认定
犯罪行为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一定的犯罪事实，却未如实供述其主要罪行，且犯罪行为人这一不作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识错误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将犯罪行为人的这一举动界定为自首？回答这一问题，要先从自首的立法精神入手。自首，作为一种法定从宽的量刑情节，其立法宗旨即在于鼓励犯罪行为人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以达到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回答这一问题时，一个先决问题我们不可回避，那就是：何谓“如实供述”中的“如实”？有人认为，“如实”就是犯罪行为人的供述与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相一致，而不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如何。乍一看来，这一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其客观主义倾向较重，颇有几分“客观归罪”的意味，脱离了实际。因为犯罪行为人所能供述的仅限于自己对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的主观理解与认知，若法律将这种人的本能强行升格至他对客观的高度，则其脱离实际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扼杀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的积极性，迫使犯罪行为人自首或自首后对自己将要供述或已供述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进行所谓的“自我认定”，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首肯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价值，对于认定“如实供述”以及自首的成立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上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这一不作为系其主观认识错误所致，且其已供了一定的、侧面的犯罪事实，或基于主观认识错误而对其主要罪行作了歪曲的、不真实的供述，那么，不妨认定犯罪行为人的自首成立，作为日后对其进行刑罚裁量的一个从轻情节；反之，如果犯罪行为人的此种不作为是犯罪行为人隐瞒真相、逃避罪责这类非“善”的主观动机所致，则自首当然不能成立并与自首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能反映出自首的犯罪行为人真心悔罪、改恶向善的诚意。在这里，主观标准要明显优于客观标准，即只要求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后的供述是其对已经客观认知与理解，反映了犯罪行为人真心悔罪、改恶向善的诚意，就可认定自首成立。也许有人会说，人的主观思维是无形的，何以考证？诚然，人的思想只有本人才能最清楚、最完整地把握，他人通常无从知晓，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只要犯罪行为人自首后的供述同当时的客观条件及犯罪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条件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社会公认的一般标准，就可以认定其所作的供述是“如实”的，其悔罪向善之意是真的，其自动投案之举是自首的表现，这样一来，对“如实供述”的界定及对自首的认定就不再是法条上死板的字眼，而是具备了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活的东西。
有这样一则案例：被告人赵某驾车去某市场购买货物，待货物装车后，赵某不付货款，并驾车强行拉货，见被害人李某在车前阻拦，赵某仍加大油门向李某撞去，李某躲开车头拽住车箱侧面捆绑货物的绳索，赵某明知李某在拽车，仍继续驾车拖着被害人行驶几十米，当其发现李某被卷入车底被车轮轧死后，赵某便弃车去交警部门投案，谎称自己由于驾车不慎，把被害人轧死。大家对认定被告人赵某以其他方法实施暴力行为，劫取他人财物，从而认定其犯抢劫罪没有异议，本案焦点是赵某自动去交警部门投案的行为能否认定是自首，有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自动到司法机关投案，且供述了驾车轧死被害人的事实，由于赵某主观上的认识错误，导致其对自己行为供述的不够准确，只要其自动到司法机关投案，交待了一定的犯罪事实，就不影响认定赵某的行为是自首。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虽然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赵某的供述也不属于其自身认识的错误，故只能认定其自动投案，属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不能认定赵某自首。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赵某到交警部门报案，称自己因驾车不慎,将被害人轧死,并供认自己是过失犯罪,应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解,并不属于被告人主观对自己罪行的认识错误。由于抢劫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不同，赵某不如实供述罪行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从主观方面看，赵某对自己的作案动机没作如实供述，赵某到交警部门报案谎称自己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报假来引开办案人员的侦查视线，使其承认自己是过失犯罪，而赵某真正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其在劫财过程中，又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顾，主观方面应是抢劫故意；其次，在客观方面赵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作如实供述，赵某只承认自己驾车轧死人的一段事实,而事实上，赵某利用机动车辆对私人财物的所有者李某当场实施了撞、拖、轧等暴力行为正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吻合。
坚持主客观双重标准的统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主观标准，强调主观之“实”优于客观之“实”，才能使自首真正成为一种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人文法治理念的好的刑罚裁量情节，从而使其在维护司法公正、捍卫社会正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关于共同犯罪人仅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但不交待其所知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自首认定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却掩盖其所知的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故意包庇他人，这种情形可否认定为自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和补充，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认定，还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分析与“分割”问题，所以这种供述不属于如实供述，进而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前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至于所谓的“分割”，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主观量化。让自首的犯罪嫌疑人悔罪自新，弃恶从善的诚意嬗变为可供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自由讨价还价的“无形商品”，允许善与恶之间“灰色地带”的存在，无疑是荒谬的。有的事物的量化相对不能，而有的事物的量化绝对不能，“量化”这个字眼不是在任何场合都用得上的。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二）项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该项规定同时又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为维护司法公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关于自首案件中“如实供述”的特别规定
《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也就是说，上述犯罪主体供述的尚未为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不构成自首情况下的“如实供述”，不成立自首（不属法定量刑情节）。究其原因，不妨归结为如下几点：1、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制度的意义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悔改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为非作歹”；2、自首的内在价值观使然。在立法者眼中，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犯罪行为人创造了价值，因为他通过内省与自主选择，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为代价降低了司法体制运行的成本，提高了社会秩序的安全系数。为了补偿和奖励自首的犯罪行为人，立法者将犯罪行为人举动设定为自首，以期减轻他的罪责。在此情形下，自首的设置与认定，以及法律效果的实现，之于犯罪行为本身的价值，同犯罪行为人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颇具“等价有偿”的意味。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同罪行的情形中，上述主体的“如实供述”并没有实质性地为司法机关的活动追加价值，可以说，上述主体以一定的“风险投资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的司法成本的价值不足以冲抵自首的认定之于其自身的价值，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立法者才将此种情况设定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不是自首，以体现司法公正。但我们不妨依照这种价值标准，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若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那么，可否认定自首成立？
“如实供述”的认定作为认定自首成立与否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如前所述，需要遵行下列标准，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价值标准，在利用“主观之见于客观”这一准则妥善灵活地处理主、客观标准的相互关系的同时，适时兼顾价值标准，有助于对“如实供述”乃至自首的准确认定。值得注意的是，主观标准属抽象范畴，而价值标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量化标准，属具体范畴。
以上观点仅属笔者个人见解，不足之处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张士远
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查起诉与法院审理阶段没有疑难案件
龙城飞将
许多法学专家认为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疑难案件，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个阶段办案人员可以进行合理的怀疑，再根据怀疑和线索寻找更多的证据，最后还原案件发生当时的真实情形。但到了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的主要原则是“存疑不起诉”、“有利于被告”、“疑罪从无”。
许霆案件与梁丽案件所以被认为是疑难案件，原因在于人们把刑侦阶段的有罪推测原则运用到起诉与审理阶段。在这两个案件中，事实部分，即刑事侦查阶段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2]。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3]。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4]。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20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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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