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废止《南昌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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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国发〔2000〕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对改革宣传文化管理体制和完善宣传文化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促进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宣传文化设施建设,改善宣传文化机构的物质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宣传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关于“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的精神,深化宣传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在“九五”结束后,要继续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国发〔1996〕37号)及相关文件并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现行的各项文化经济政策加以调整和完善。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继续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
(一)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保龄球等娱乐场所,按营业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在征收娱乐业、广告业的营业税时一并征收。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后全额上缴中央金库。地方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缴入省级金库。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管理和使用,继续按照财政部、中宣部《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文字〔1997〕243号)执行。
二、对下列出版物的增值税继续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违规出版物和多次出现违规出版物的出版社不得享受此项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二)各级人民政府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三)各级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四)新华通讯社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五)军事部门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六)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和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刊物。
(七)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
三、全国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销售出版物的增值税,继续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
四、继续实施下列发展电影事业的五项经济政策。
(一)对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电影制片厂销售的电影拷贝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电影发行单位向放映单位收取的发行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从电影放映收入中提取5%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电影行业的宏观调控。
(三)从电视广告纯收入中提取3%建立“电影精品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电影精品摄制。
(四)从进口影片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电影制片、译制。
(五)特别重点影片的创作生产,可个案报批财政补贴。
五、继续增加对宣传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
(一)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按宣传文化企业上年上缴所得税的实际入库数列支出预算,建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要继续在预算中安排部分专项经费,纳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二)适当增加“万里边境文化长廊”补助经费。在民族事业费和边境建设费中安排一定数量扶持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事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应逐步增加对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投入。
六、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制度。为促进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增强调控能力、保证重点需要、规范资金管理,中央和省级要建立健全有关专项资金制度。
专项资金的来源为财政预算资金和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的收费等预算外资金。财政部门要做好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征收预算外资金。要进一步完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和“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专项资金制度。
专项资金是财政资金,要按照有关财政法规的要求健全制度、加强管理,保证专项专用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监督检查。
七、继续鼓励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社会力量通过国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下列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经税务机关审核后,纳税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一)对国家重点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团、京剧团和其他民族艺术表演团体的捐赠。
(二)对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捐赠。
(三)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捐赠。
(四)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生产经营性的文化馆或群众艺术馆接受的社会公益性活动、项目和文化设施等方面的捐赠。
八、抓好落实,加强管理。各级财税部门要认真落实各项文化经济政策。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宣传文化机构要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健全财务制度,加强资金管理,接受的捐赠资金要专门用于发展宣传文化事业,不得挤占、挪用甚至私分,也不得以捐赠为由搞乱摊派、乱集资等活动。对出现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主题词:文化 经济 政策 通知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其中第39条将扒窃入刑，列举在盗窃罪的罪状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各地反响来看，“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是，司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63岁的被害人陈某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1]

　　案例二： 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陆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车上抓到一名扒窃分子，犯罪嫌疑人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因为该犯罪嫌疑人偷的钱包里面没有一分钱，在他们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案情后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陆公交分局释放。[2]

　　由以上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扒窃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笔者曾与同事对此进行探讨，有同事就比较赞同案例一中的处理，其认为对于扒窃不应再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立法者的意图很明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其中罗列了五种情况，它们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扒窃行为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样都应该定罪处罚，扒窃属行为犯，如果以行为人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会放纵扒窃犯罪嫌疑人，从而偏离“扒窃”入刑的立法意图。

　　有同事则赞同案例二中的处理，他认为，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其盗窃行为的实质，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扒窃乃盗窃罪的一种，属结果犯，扒窃构成犯罪仍应受盗窃罪中有关数额规定的限制，应当以达到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认定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对于扒窃数额较小而又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按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综合两种意见来看，对于扒窃是否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的关键在于分清扒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么何为行为犯？何为结果犯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条件，而是以犯罪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志的犯罪。[3]相对应的，结果犯则是指以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因为盗窃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盗窃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按照文义解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由此，笔者认为，扒窃应属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都应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定罪，这也是与扒窃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不过，虽然扒窃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扒窃数额等还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刑法总则第37条之规定，扒窃的最低刑罚仍有适用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直至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因此，在审理扒窃案件时，应结合扒窃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另外，对于那些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还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不以犯罪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扒窃，首先应明确其行为犯的属性，对于扒窃行为人应以盗窃罪定罪。不过，如果综合案中的主客观情形，如行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窃手段对人身没有危险性或者扒窃未遂、中止等，则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结合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扒窃犯罪的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考虑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单处罚金等刑罚，这样既彰显了刑法对于扒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及惩罚犯罪的功能，同时也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到上述两则案例中，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以盗窃罪定罪，然后考虑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之可能，如果行为人除了扒窃所得价值较小外再没有显著轻微情节，应以盗窃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应当综合案中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形，如犯罪动因，手段等，判处相应的刑罚。如案例二中，行为人如果不是初犯或者偶犯，也没有其他从轻或从重情节，综合考虑其所犯罪的场所、数额等，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不予刑事处罚；而案例一中，综合考虑案中情形，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用随身携带的镊子进行扒窃；被害人系老年人。由此可以推知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但鉴于扒窃所得仅为1.5元，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大，如果再没有其他情节，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处1-3个月拘役。

　　总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查扒窃案件应明确扒窃犯罪的行为犯属性，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犯罪，同时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来对行为人予以量刑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注释

[1]秦莹等，扒窃是否一律入刑?各地执法标准不一引争议，http://cd.qq.com/a/20110914/001081.htm。

[2]参考：申明 吕晓红，一个空钱包引发的“扒窃”入刑”难题http://sxwb.cnhubei.com/html/sxwb/20120411/sxwb1705092.html。

[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