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纯银出口适用退税率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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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62号


《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办法》已于2010年3月1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年四月六日



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农业机械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保护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科研开发、检测考核、生产销售、使用维修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主管全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工作，组织对在用的农业机械进行质量调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负责对农业机械维修质量、作业质量、售后服务状况和农业机械质量投诉处理进行监督。
第四条 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济和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农业机械产品质量和市场的监督管理，开展质量检查、投诉受理，对在用的农业机械进行质量调查，创建农业机械放心消费环境。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工作的领导，提高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能力，完善农业机械质量监督体系。
第六条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法定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实施。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承担推广鉴定、选型鉴定、专项鉴定和安全鉴定等工作，可以接受有关单位委托，承担农业机械科技成果鉴定、新产品鉴定、进出口鉴定、仲裁检验、质量认证检验、质量监督抽查等工作。
第七条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安全鉴定。通过安全鉴定的农业机械产品可以标注安全鉴定合格证明。
第八条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选型鉴定、专项鉴定和安全鉴定应当向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提出申请，其他鉴定向组织鉴定的单位提出申请。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和组织鉴定的单位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九条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应当按照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大纲和技术标准实施鉴定，在试验鉴定结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鉴定报告。申请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后五日内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在申请人无异议后，应当将鉴定报告和相关材料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查。
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审查，并及时公告，在公告后五日内颁发农业机械鉴定证书。同时，由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公布相应的检测结果。
第十条 农业机械生产、维修和作业服务应当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由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地方标准。
对涉及人身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依法制定强制性标准。
第十一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应当承担下列质量责任：
（一）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要求；
（二）建立产品出厂记录制度。出厂的产品应当具有产品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有关技术文件；整机出厂应当随机配备必要的工具、附件、备件；产品停产后五年内应当保证提供修理配件；
（三）在产品销售地区设立维修网点，及时处理农业机械故障；
（四）妥善处理用户投诉，并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农业机械销售者应当承担下列质量责任：
（一）对其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履行规定的“三包”义务；
（二）建立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查验产品合格证明。对依法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依法必须进行认证的农业机械，应当验明相应的证明文件或者标志；
（三）建立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农业机械的名称、规格、生产批号、供货者名称、联系方式和销售流向等内容；
（四）妥善处理产品质量问题的咨询、查询和投诉。
农业机械产品售出时，销售者应当开箱检验，向购买者当面交验、试机，介绍产品使用方法和维护保养知识，说明安全注意事项，依法开具销售发票，提供“三包”凭证、产品合格证和产品使用说明书。
第十三条 农业机械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农业机械使用者有权要求销售者先予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依法向生产者追偿。
第十四条 销售农业机械产品，销售者应当与销售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的农业机械管理部门签订承诺书。承诺书应当载明所销售的农业机械的名称、型号、质量指标、配件供应、售后服务和投诉处理等内容。
第十五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农业机械存在设计、制造等缺陷，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通知销售者和消费者，并召回已经销售的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销售者发现其销售的农业机械存在设计、制造等缺陷，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通知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协助生产者召回已经销售的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因设计、制造等缺陷，造成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维修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维修质量安全技术规范和维修质量保证期的规定，确保维修质量。
维修工作结束后，应当向送修者当面交验维修后的农业机械和维修记录，并明示维修质量保证期。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应当免费重新维修。
第十七条 从事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的人员应当经过操作培训，掌握机械性能和安全使用知识，按照农业机械作业质量标准或者双方约定进行作业服务。作业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约定的，应当免费返工作业，或者减收服务费。
第十八条 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进行交易时，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牌证，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达到报废标准的，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报废，不得进行交易。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管理部门确定的农业机械质量投诉机构，负责受理对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维修质量、作业质量和售后服务的投诉，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产品质量信息和咨询服务。
农业机械质量投诉处理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农业机械质量投诉机构接到投诉后，应当在二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投诉者不予受理的理由；
（二）受理投诉后，应当及时通知被投诉者，并要求其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进行处理，农忙季节应当在二日内进行处理；
（三）投诉处理应当依法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调查、检验或者技术鉴定。经调解达成解决方案的，应当形成书面协议，由农业机械质量投诉机构负责督促双方履行。争议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调解方案的，农业机械质量投诉机构可以作出书面处理意见，终止调解。投诉者可以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解决。
受理农业机械质量投诉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条 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根据农业机械使用者的投诉情况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可以组织对在用的特定种类农业机械产品进行质量调查和安全鉴定，进行质量调查和安全鉴定的农业机械产品种类和计划应当事先公布。
第二十一条 已取得农业机械鉴定证书的农业机械产品出现重大质量问题，生产者拒绝处理质量投诉或者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解决质量问题的，由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注销该产品的农业机械鉴定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伪造、冒用或者使用过期的农业机械鉴定证书、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和人员在鉴定工作中不按照规定进行鉴定，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由省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农业机械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农业机械质量投诉机构对重大投诉事件不及时处理，造成重大影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是指对人身财产安全可能造成损害的农业机械，包括柴油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机动植保机械、机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铡草机、农用挂车等。
本办法所称“三包”，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日，是指工作日。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石油行业反垄断法适用/管制行业/行政垄断/放松管制/反垄断
内容提要: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之后，面临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适用的问题。以石油行业为例，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不应是主导的指向，应当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的前提下，确立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之间的协调原则，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适用。


引言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之中，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石油、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的反垄断问题就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1]。《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金融业的集中申报标准业已出台，而有关电信企业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案件则已受到法院的审查，管制行业的反垄断适用渐次展开。与此同时，随着油价的不断波动和石油需求的持续增长，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部门服务质量的需要日益明晰，各界要求对石油行业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非公企业更是希望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来打破石油行业的垄断。《反垄断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载这些期待，我们应当根据立法原意来考察，更应该解析法条、深入行业，分析文本背后交错的制度安排，通过竞争机制的效用发挥实现石油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石油行业的管制与竞争：一个回顾中国石油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治

理模式的变迁相伴随，但总体上要滞后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产业发展上，石油行业逐步经历了一个从集权管理到产业化分工，再到集团化重组的过程。在竞争政策的视域下，石油行业的管制与竞争，根据竞争制度的引入情况可将其划分为“前市场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时期。

（一）石油行业的“前市场经济”时期

石油行业的“前市场经济”时期，依产业发展的进程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1949年－1982年：集权管理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仅石油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没有确立，而且石油的勘探、开发、炼化和运输在不同时期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而在销售环节则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有国家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总动员的准军事行为[2]。在改革开放初期，石油工业部集中统一管理下的独家垄断市场结构未能改变。在石油价格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石油生产和价格都由中央计划决定，但价格较改革开放前有所提高，以弥补企业的亏损。1981年之后，国家指令产量之内的产品执行计划内价格，超出计划内产量的产品执行计划外价格，石油价格进入双轨制阶段。第二，1982年－1998年：产业化分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以后，石油行业开始进入了改革的议程，三大石油公司陆续成立，从此石油行业形成了上游下游分割，海陆分治的管理体制，“三分四统”格局下的寡占型市场结构逐步形成。而石油部、能源部的相继裁撤，也使得国家的石油管制机构继续延续了政企不分的状态。在石油价格体制上，80年代初期开始的双轨制价格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1994年5月，国务院终止产量承包制，取消双轨制，合并原油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由国家根据不同油田的具体情况将原油价格分为二类五档价格。此阶段，名义上为市场定价，但政府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控制力。

在竞争规则方面，中国先后制定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认真解决商品搭售问题的通知》，《价格管理条例》，《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和《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制止谋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着力解决当时存在的地区封锁、垄断价格、企业兼并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搭售、串通投标行为、以及公用事业和管制行业企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在该时期，由于计划体制的强大惯性，石油行业本身也正处于从集权管理向产业化分工过渡的阶段，竞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暂行规定虽有了涉及该行业的零星规定，但或者是未能适用于石油行业，或者是在实施层面收效甚微。（注：以“广东省工商系统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总量分类统计表”（1993－2003年）体现的数据为例，在17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类案件占案件总量比例的1．65%。（参见：彭海斌．公平竞争制度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5－317．））

（二）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

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重组阶段。进入重组时期之后，石油产业的管制格局更为明晰。1998年国务院重新组建三大石油公司，在地域上分为陆上的北方、南方和海上，实行国家垄断、地域分割。同时，国务院将化学工业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2001年撤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2]（P64）。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等8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38号文”），2001年国家经贸委等五部门又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72号文”），赋予三大石油公司对炼制、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垄断权。2006年，商务部颁布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规范石油市场的开放。2008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关于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经贸〔2008〕602号）[3]，进一步明确了民营成品油企业的经营规则、用油价格和国有石油公司的供油规则等。在石油定价机制上，1998年，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开始参考新加坡价格定价，2001年改为参考亚、欧、北美三个主要市场价格定价决定。

在竞争规则方面，中国先后制定实施了《关于禁止串通招标投标行为的暂行规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后修改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引导和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通知》，以及《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着力解决当时存在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不正当价格行为、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串通招投标、地区封锁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在该阶段，由于计划体制随着集团化重组引入竞争的进程而消解，取而代之的管制体制进入历史舞台。然而，此时的管制体制并没有体系化的竞争体制与之相配套，相关法规中关于价格反垄断和经营者集中的规定都没有在石油行业有效实施。

对资源型行业实施管制还是交由市场调节，是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选择。在中国，初始的制度形态为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为了实现产业效率提升，石油行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前市场经济时期”，石油行业逐步完成了政企分开，并逐步确立了石油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石油行业则完成了企业的集团化重组，并逐步确立了管制的构架。与此相平行，竞争规则也在逐步出台，中国政府在权衡管制与竞争对安全与效率的影响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在石油行业引入竞争。然而，《反垄断法》出台之前的一系列松散的竞争法规范均未能针对石油行业有效实施，该法的出台则为后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基础。

二、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的误区与应然选择

2007年，《反垄断法》出台，法律实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法在石油行业可否适用?如果适用，其适用模式为何?在深层结构上，这涉及到两个交错的问题：第一，反垄断法对于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兼具行政职能的国有企业的适用是否涉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第二，是否可以厘清竞争体制与管制体制之间的关系为反垄断法的适用划定空间。对此，我们需要从反垄断法一般原理入手，结合中国的特定语境来进行考察。

（一）适用误区：“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石油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而且在当前中国具有寡占特征的石油行业中，三大石油公司皆为由国资委主管的国有企业。据此，不少论者提出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应从反“行政垄断”入手解决。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既是行业的龙头企业，又是行业的管理者，还有政府部门作后盾，是典型的“半官半商”性质的行政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按价值规律形成的，而是它们或者其主管部门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所垄断的资源所决定的，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国有企业享有种种民营企业无法问津的特权和优势，民营企业不能与其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所垄断的资源，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把民营企业逐出市场竞争。这些都说明，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行政垄断性质[4]。具体到石油行业而言，有学者认为，“38号文”及其后续文件为重组后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提供了行政保证[5]。

我们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廓清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反垄断法》中并没有“行政垄断”的概念，规制的相应对象是“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那么，在反垄断法的意义上，石油行业的“垄断问题”是否能够通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规制解决呢?根据《反垄断法》第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也就是说，依据《反垄断法》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符合法定要求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具体到石油行业的现状分析，可以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起始阶段公布的“38号文”为例进行分析。“38号文”规定，具体负责全国清理整顿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验收的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会同其它九部委组成全国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进行[6]；与此同时还规定，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要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并切实搞好对所属小炼油厂和成品油流通企业的清理整顿。从“38号文”的规定展开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石油集团和石化集团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论其在集团化重组之前的产业发展中扮演了何种集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于一体的角色，在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之后，作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应将其作为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来看待，因此《反垄断法》中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则不应予以适用。进一步说，主体上适格，从而可以适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应当是国家经贸委等发文的八部委。也就是说，如果将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立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则应以认定“38号文”违法为起点。但是，第一，“38号文”系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等8个部门通知。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化学工业部、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因此该文的发布者系有权石油行政管理机构。第二，“38号文”旨在“深化石油石化行业改革，合理利用原油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炼油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秩序”[6]，据此，我们认为，“38号文”实际上是有权行政管理机关所发布的针对石油流通领域的监管规定，在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我国的石油行业体制的市场格局的特殊性表现在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问题、价格管制的问题、甚至地域划分上的特殊性等等都是政府决策的事项，石油行业在我国是国家管制的行业。”[7]当然，如果主管石油行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但这不能否定石油行业的管制行业性质。

易言之，石油行业并不豁免适用《反垄断法》项下有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处于转型阶段的石油行业或存在反垄断意义上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但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规制不是合意的指向。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石油行业的演进，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这一前提下，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二）应然选择：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

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的应有选择，应在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框架下展开，这主要涉及政府管制和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H·霍文坎普指出，传统方法是将管制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盒子，某个市场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内，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外。一个市场要么是“受管制的”，要么就是“不受管制的”。如果是“受管制的”，则反托拉斯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或至少是严重受限制的。在该范式中，反托拉斯法院通常要确定该管制体制是不是“普遍性的”。如果是普遍的，则该体制内的所有活动都被推定豁免于反托拉斯审查。但是，放松管制运动改变了我们关于管制的性质和范围的观念。在新的范式下，问题的关键是，某一行为是由政府管制机构所促成——可能是经过相当全面的事实审查之后批准的，还是由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私人行为造成的。如果是后者，则应将其视为“市场”行为，应适用反托拉斯法。如果该私人行为既非政府管制机构“强制”的，也不是它“批准的”，要想主张反托拉斯豁免的话，其理由就弱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拒绝适用豁免，除非适用反托拉斯法将使导致所涉管制法律与联邦反托拉斯政策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8]。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该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基础上，合理分析《反垄断法》第7条的内部结构，可以为反垄断法在包括石油行业内的管制行业的实施找到法律依据。

第一，管制体制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生存的基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适用于竞争体制下的行业和领域，反垄断法真正的效用才能发挥出来；对于部分管制的行业，它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会减少；对于政府全面管制的领域，反垄断法介入就缺乏充分的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目前，各国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适用反垄断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竞争损害，把对竞争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注：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竞争的损害。）不仅如此，即使基于效率安全等原因实施管制，只要相关企业都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经营主体，且没有触犯本法中所列的那些条款，就不是《反垄断法》所需要反对的“垄断”。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第1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指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如电网、铁路路网、供水、供气、供热管网、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不宜重复建设和多家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些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如烟草业、盐业等，一般由国家设立或者控制的企业经营。上述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受国家的保护。”[9]（P34）第二，反垄断法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管制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第7条第2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虽然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具有独占或寡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或寡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不能认为这些行业整体被《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相反这些类型的经营者应当在其行为上一体化适用反垄断法的标准：独占或寡占企业不得实施垄断协议，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也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明确规定，要规范特定经营者的行为，要求此类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9]（P34）。

综上，从《反垄断法》第7条的规定及其立法背景来看，反垄断法对于自身与管制行业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位，反垄断法管辖与管制管辖之间在一定意义上互为边界。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家目前对石油、电力、铁路、通信等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产物[10]。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随着垄断行业改革的加快推进，管制的边界逐步迁移，在管制褪去的灰色地带，竞争机制应当及时引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石油行业反垄断法适用与行业管制之间的互动与协调。

三、石油行业管制、放松管制与反垄断法适用

《反垄断法》在管制行业中存在适用的空间，具体到石油行业而言，我们可以对“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管制与竞争状况做出进一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反垄断法规制对石油行业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