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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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的交通行为或者与道路交通管理有关的活动，除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外，还应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道路，是指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通行社会车辆的专用道路和胡同（里巷）、楼间甬道、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
第三条 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主管机关，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第四条 为有效控制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本市实行交通安全责任制。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应当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加强对所属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和车辆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的道路交通活动受法律保护，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都有劝阻、检举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交通秩序，维护交通安全与秩序。
第六条 对在交通安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予以表彰、奖励。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道路上进行的交通活动，应当遵循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二章 车 辆
第八条 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应交验下列证件：
（一）机动车合法来历证明；
（二）组织机构资格证书、个人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凭证；
（四）其他有关证件。
对符合前款规定的机动车，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安全技术检验合格后，核准注册登记，发给号牌和行驶证。
第九条 领有本市号牌、行驶证的机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货运机动车、挂车按规定喷贴本车放大号牌号码，驾驶室两侧车门喷刷单位名称；
（二）大型出租客车按规定喷刷注册名称，其他大型客车喷刷单位名称；
（三）小型出租客车按规定喷刷注册名称，车顶安装出租标志灯；
（四）挂车、起重车和载质量在2吨以上的货运汽车，前后车轮之间按规定安装安全防护装置；
（五）按规定配备有效的灭火器、故障车警告标志；
（六）禁止在前后挡风玻璃上张贴、悬挂广告或在车顶设置立体广告。
第十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改变车身外观、车型结构或者更换发动机、车架，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一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报废手续，交回号牌和行驶证，注销登记。
报废的机动车应当到本市经国家批准的机动车回收拆解单位解体或销毁，继续在道路上行驶的，予以强制报废。
第十二条 教练车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合格，核发教练车号牌，方准用于教练。非教练车不准用于教练。
教练车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不准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须按规定的期限参加检验；不能按期检验的，须事先办理延期手续。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须交验机动车行驶证、第三者责任保险凭证及有关证件。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对机动车进行临时检验。
第十四条 因交通事故损坏的机动车需要维修时，应持有事故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机动车维修单位承修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须建立机动车修车台账，详细登记以备查验。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整车型号、编号、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或车辆识别代号；
（二）伪造、冒领、涂改、挪用机动车注册登记文件或检验合格标志；
（三）使用明知是伪造、冒领、涂改、挪用的机动车注册登记文件、号牌、行驶证或检验合格标志；
（四）非法拼装机动车辆；
（五）擅自安装或使用国家规定的特种车辆警报器、标志灯具、徽记、号牌或使用证；
（六）非法拆卸或扣留机动车号牌、行驶证。

第三章 驾驶员管理
第十六条 申请或换发机动车驾驶证，除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外，还须接受必要的驾驶适应性检测，参加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和考试。检测、考试合格后，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部门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车辆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驾驶无号牌、无行驶证的车辆；
（二）不准收看电视或带耳机、耳塞收听广播；
（三）不准使用移动电话或查看传呼信息；
（四）不准服用抑制神经的制品、制剂；
（五）矫正视力的驾驶员配戴符合标准的眼镜；
（六）小型客车驾驶员及前排乘员使用安全带；
（七）车辆在行驶中，不准开车门；
（八）驾驶摩托车不准持物、不准在车把上悬挂物品、不准攀扶其他车辆或被攀扶；
（九）遇停止信号时，不准通过；
（十）不准实施妨碍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在实习期内驾驶车辆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牵引故障车；
（二）不准拖带搅拌机、发电机等专用机械；
（三）不准驾驶试车的车辆；
（四）不准驾驶营运性客车。
第十九条 本市实行机动车驾驶员交通违章、交通事故记分制度，凡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员，须参加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具体办法由市公安局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驾驶证：
（一）死亡、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踪的；
（二）驾驶证有效期满后6个月内，无正当理由未办理换证手续的；
（三）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后3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的；
（四）按照记分制度达到规定分值后6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的；
（五）因身体原因丧失驾驶能力的。

第四章 车辆通行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同向划有两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左侧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右侧车道供其他车辆行驶；
（二）在同向划有三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左侧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中间车道供大型客车、货运汽车（带挂车的汽车除外）、客运出租汽车行驶，右侧车道供其他机动车行驶；
（三）在设有公共交通车辆专用车道上，只准公交车和交通班车行驶，其他机动车需穿行公共交通车辆专用车道转弯的，在不影响公交车辆和交通班车行驶的情况下，可以在30米的距离内借道行驶；
（四）在不妨碍其他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除轻便摩托车外，可以向左借用相邻的一条车道超车或向右借用相邻的一条车道（不含公共交通车辆专用车道）行驶。
第二十二条 二轮摩托车行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只准在本车道右侧行驶；
（二）不准曲折行驶；
（三）不准与其他车辆在本车道并排行驶。
第二十三条 车身两侧各不足一米的道路，一般不准机动车通行。但本道路两侧的单位、住户及有关的机动车，可以驶入或驶出。
第二十四条 下列车辆在宽阔、空闲、视线良好的道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
（一）起重车、大型平板车、四轮农用运输车为40公里；
（二）三轮农用运输车为30公里；
（三）残疾人专用车为15公里。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大型拖拉机、四轮农用运输车时速不准超过15公里，小型拖拉机、三轮农用运输车时速不准超过10公里，其他机动车时速不准超过20公里：
（一）在路滑的道路上行驶；
（二）通过反向弯路、连续弯路、傍山险路、漫水路（桥）或驼峰桥；
（三）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
（四）拖带搅拌机、发电机等专用机械。
机动车出入门口或倒车时，时速不准超过10公里。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须减速通行：
（一）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道路，遇有少年儿童列队或行走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横过车行道；
（二）通过行人密集的路段、施工路段或有障碍的路段；
（三）通过设有注意行人标志、注意儿童标志、注意危险标志、易滑标志、村庄标志、堤坝路标志、减速让行标志的路段。
第二十七条 带挂车的货运机动车、半挂车、大型平板车、大型客车、农用运输车、电瓶车或装载化学危险物品的车辆，不准拖带挂车或者牵引车辆。
机动车拖带专用机械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转弯、掉头、变更车道、靠路边停车时，须提前在100米至30米的地方开转向灯；转弯、掉头、变更车道、靠路边将车停稳或驶离停车地点进入本车道后，须立即关闭转向灯。
机动车夜间行驶时，前车已开远光灯的，同向行驶的后车距前车不足30米的，不准使用远光灯。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一）发生交通事故有条件使用的；
（二）牵引或被牵引的；
（三）夜间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
机动车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一）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
（二）抢救危重病人的；
（三）有公安警车护卫的。
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机动车不准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三十条 在外环路以内道路（含外环路）及塘沽、汉沽、大港建成区道路，昼夜禁止机动车辆鸣喇叭。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非执行紧急任务，不准使用警报器；两车以上行驶时，无特殊情况的，后车不准使用警报器。
第三十一条 车辆通过五叉以上交叉路口时，右边隔一个路口的，须按直行通过；右边隔两个以上路口的，须按左转弯通过；直对的路口，须按直行通过。
第三十二条 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动车在距路口100米至30米的地方减速慢行；
（二）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行进方向分道行驶；
（三）向左转弯时，机动车紧靠交叉路口中心点小转弯，非机动车绕过交叉路口中心点大转弯；
（四）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先行；
（五）相对方向不同类的车辆均转弯时，非机动车让机动车先行；
（六）相对方向非机动车均左转弯时，未到路口中心点的车辆让已过路口中心点的车辆先行。
第三十三条 机动车在下列道路通行，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通过铁路道口时，不准熄火或空档滑行；
（二）在傍山险路会车时，靠山壁的一方，须紧靠山壁让对方先行；
（三）上陡坡、通过反向弯路、连续弯路、傍山险路或拖带搅拌机、发电机等专用机械时，不准超车。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遇有交通阻塞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本车道依次等候；
（二）不准穿插依次等候的车辆；
（三）不准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
（四）不准在人行横道或者禁止停车区内停车。
第三十五条 驾驶非机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在人行道、人行过街天桥骑行；
（二）畜力车不准进入外环路以内道路或其他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
（三）不准在车行道上停留。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道路上骑自行车，可以附载一名不满12周岁的儿童，但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行经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陡坡、隧道或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须下车推行。
第三十七条 机动车临时停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顺行方向，紧靠道路边缘线停车，前、后右侧车轮外缘距路缘石不得超过0．3米；
（二）在设有隔离设施的机动车道上不准停车；
（三）车行道一侧有障碍物，距障碍物20米以内的另一侧不准停车；
（四）在车行道两侧停车，两车距离不准在20米以内；
（五）不准无故突然停车。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将车移开：
（一）发生故障不能行驶的；
（二）发生交通事故不能行驶的；
（三）临时停车后，驾驶员离开车辆的；
（四）在允许停放车辆的路段不按规定停放的。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摩托车除外）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在车身后50至30米处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开示宽灯、尾灯。
第四十条 营运性的大、中型客车，须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的路线、站点行驶或停靠。
营运性的客车在道路上行驶时，不准行驶揽客或随意停车揽客。
第四十一条 货运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须将超出部分卸到不影响道路交通的场地。
第四十二条 客运汽车车身外部不准载物。
大型客车车顶行李架载物，高度从行李架底部起不准超过50厘米，车辆高度在3．5米以上的，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4米；长度和宽度不准超出行李架，载质量不超过出厂核定标准。
小型客车车顶行李架载物，高度从行李架底部起不准超过30厘米，长度和宽度不准超出行李架，载质量不超过出厂核定标准。
第四十三条 摩托车载物，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侧三轮摩托车只准在跨斗内载物，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1．5米，长度和宽度不准超出跨斗，载质量不准超过100公斤；
（二）二轮摩托车只准在后车座载物，载质量不准超过60公斤，后车座载物时不准载人；
（三）三轮轻便摩托车载物时，长度和宽度不准超过后车厢；
（四）二轮轻便摩托车后货架载质量不准超过30公斤。
第四十四条 农用运输车载物，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农用运输车载物超出车厢时，货物上不准载人；
（二）三轮农用运输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1．5米，长度、宽度不准超出车厢；
（三）四轮农用运输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2．5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身，后端不准超出车厢1米。
第四十五条 车辆载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货运机动车载物时，货物前或两侧不准附载押运、装卸人员；
（二）农用运输车、后三轮摩托车不准超过4人；
（三）侧三轮摩托车车座以外任何部位不准载人；
（四）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座位前不准载人；
（五）三轮车载物时货物上不准载人；
（六）残疾人专用车不准载人。
前款规定的车辆载人时，乘车人不准站立。
第四十六条 车辆驾驶员驾车时，不准故意挤抹他人或用其他方法妨碍他人的交通安全。

第五章 道路及交通设施
第四十七条 道路的规划、建设和交通安全、管理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及道路交通管理的需要。
第四十八条 在道路上施工作业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围设施，施工作业路段两端设置警告交通标志，禁行或限行的，设置交通禁令标志及其他安全设施；
（二）夜间或视线不良时，施工现场设置有效的警示照明设备；
（三）在挖掘道路时，纵向挖掘应分段施工，横向挖掘不能及时恢复的，须铺设符合规定的覆盖物；
（四）施工完毕后须修复路面和道路设施，并将现场遗留物清除干净。
第四十九条 下列占用道路的，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批准：
（一）设置停车场（处）的；
（二）在城市道路两侧开辟通道或在临街建筑物设置台阶、门坡等附属设施的；
（三）设置广告牌、指路牌、广告灯箱、地射灯或其他宣传设施的；
（四）在城市道路上架设或维修管道、线路、幔帐的；
（五）临时装卸货物的；
（六）修剪、砍伐树木影响交通的；
（七）进行体育文娱、宣传咨询、影视拍摄或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
第五十条 道路出现水毁、坍塌、坑漕、隆起、溢水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修复；不能及时修复的，应当设置引导交通的标志和安全设施。
树木、线杆、架空线、广告牌、标志牌及其他设施出现倾斜、断裂或倒塌影响交通时，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整修排除。
第五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道、居民住宅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停车场竣工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参加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准使用。
第五十二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道路交通设施实施监督管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移动、涂改或故意损毁交通设施。确需占用、移动的，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损毁交通设施应当赔偿。
第五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管理的需要，可以采取均衡交通流量、分隔车辆通行时间、划定限制通行区域、核发机动车通行凭证、确定临时通行或禁行办法等交通管理措施。

第六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五十四条 行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
（二）不准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三）不准在城镇街道和公路上玩耍、抛物、泼水、散发印刷品广告或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
（四）横过车行道，须走人行横道、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
（五）不准横过划有中心实线的车行道。
第五十五条 公交车辆、交通班车站点设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设施上的，上下乘客须避让车辆，并直行通过非机动车道。
第五十六条 乘车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
（二）在车行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开关车门时，不准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三）明知驾驶机动车的人员无驾驶证或饮酒的，不准乘坐；
（四）车辆在行驶中不准与驾驶员闲谈或妨碍驾驶员操作；
（五）不准向车外投掷物品；
（六）乘坐二轮摩托车只准坐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不准侧坐或倒坐；
（七）乘坐公交车辆、交通班车，依次在站点候车，待车停稳后，方可按顺序上下；
（八）不准在车辆行驶中开启车门、车厢；
（九）机动车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须在车行道停车时，除紧急救险外，乘车人须迅速离开车辆和车行道。

第七章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第五十七条 遇经交通事故现场，驾驶员、行人应主动协助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
无关人员不得强行进入、通过、破坏事故现场。
第五十八条 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第五十九条 医疗单位应当及时抢救治疗交通事故的伤者，并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医疗单据和诊断证明书。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第六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路口通行规定的；
（二）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四）不按规定牵引车辆或拖带挂车的；
（五）不按规定临时停车的；
（六）教练车挪作他用或非教练车用于教练的；
（七）违反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
第六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分道、借道行驶规定的；
（二）违反行驶速度规定的；
（三）违反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规定的；
（四）违反载人、载物管理规定的；
（五）在实习期内驾驶试车的车辆或营运性客车的；
（六）机动车驾驶员故意挤抹他人或用其他方法妨碍他人交通安全的。
第六十三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本规定的，处警告或1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行人或乘车人违反本规定的，处警告或5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活动，处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占路的；
（二）非法在道路上施工作业的；
（三）擅自占用、移动、涂改或故意破坏交通设施的；
（四）擅自改变车身外观、车型结构或更换发动机、车架的；
（五）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的；
（六）未经允许强行进入、通过或破坏交通事故现场的；
（七）驾驶报废机动车辆上路行驶的；
（八）非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
第六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予以强制拆除：
（一）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的；
（二）非法占用道路建造建筑物、构筑物或设置路障的；
（三）在道路上非法设置广告牌、指路牌、广告灯箱、地射灯或其他宣传设施的；
（四）在道路上非法设置影响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功能的设施或物品的。
第六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依法处罚外，对于无其他驾驶员代替驾驶或者违法行为尚未消除、不能立即放行的车辆，可以采取滞留措施：
（一）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二）过度疲劳时驾驶机动车的；
（三）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
（四）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机动车的；
（五）在实习期内违反实习驾驶规定的；
（六）驾驶两轮摩托车未带安全头盔的；
（七）被暂扣驾驶证正证和副证的；
（八）患有疾病或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
依照前款规定滞留车辆，滞留原因消除后，应当立即放行。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的车辆、物品，可以予以扣留：
（一）无号牌、无行驶证的车辆；
（二）有交通肇事嫌疑或者犯罪嫌疑的车辆；
（三）交通肇事需鉴定的车辆；
（四）转向器、制动器等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当场不能修复的；
（五）车辆号牌或发动机、底盘号码与行驶证记载不符的机动车辆；
（六）转借、涂改、伪造、挪用、冒领号牌或行驶证的机动车辆；
（七）达到国家报废标准的而在道路上继续行驶的车辆；
（八）非法占道的物品。
第六十九条 被扣留车辆、物品的移动、保管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物品可能腐烂、变质的，由扣留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七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科学、文明管理道路交通，并接受社会监督。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人民警察，应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文明执勤，在执勤中遇到公民有危难时，应积极予以救助。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或道路交通事故的举报，不及时处理的；
（二）不按规定核发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或其他证件的；
（三）不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强制措施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本规定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办法〉的通知》（津政发〔1988〕69号）同时废止。



1999年3月8日
析王某某挪用公款案兼论挪用公款的主体问题
作者：景宝峰、郭小锋、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在任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曾先后从北京市腾丰禽类加工厂（太保顺义支公司"小金库"）帐户上私自挪用公款24万元和9万元，用于个人购买轿车和安居理财保险。
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全国性公有股份商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人事关系及档案由北京分公司统一管理。并于1998年被聘任为太保顺义支公司副经理。
二、争议焦点
对于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认定王某某的主体资格。
三、法院判决情况
法院认定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其管理、经营顺义支公司非国家工作人员，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作出的《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产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产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72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挪用资金罪。
四、评析意见及学理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主体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许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认定的难点，从王某某挪用公款案的审理过程来看，造成检察机关与法院不同认识的原因在于王某某是否是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我们下面结合该案对这一论题以及挪用公款主体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侦查理论及本案的分析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采用“身份论”即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身份，这是最为直接的思维模式。因为挪用公款罪其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故侦查人员多以身份为导向进行侦查，而身份之认定又是以所属单位性质为侦查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对单位性质的认定多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即到工商管理部门查阅该单位所登记的性质，若为国有性质则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1]。这种理论基础和侦查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要么为国有公司、企业[2]，要么为私有公司、企业，其分水岭十分明显。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不再那么简单，其原因有：一是新旧体制处于更替阶段，一些公司、企业管理较为混乱。例如大量“挂靠”现象存在，名为民营企业，实为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3]。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利益主体的出现[4]，最为典型的是国有股份公司，也是现在国企重组和改革的主要方向，此种情况将给刑法理论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本案中，王某某任职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而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系为国有股份公司，侦查人员依此认定王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该案庭审和法院最终判决却认定王某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其管理、经营顺义支公司的人员，实属非国家工作人员，主要依据北京分公司曾与王某某签订一份聘用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因此认定王某某是一种受委托行为，从而否认了侦查机关的认定结论。
（二）对劳动合同定位之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顺应时代呼唤，纷纷进行转制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企业与职工之间采取“双向选择”的合同聘用机制，并在全国各大企业中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该项制度最大特点是打破国有企业原有的身份观念，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来激活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应该说对企业的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合同制打破了身份观念，但是有合同关系的存在是否就否认其身份关系，不尽其然。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此表明，合同制仅仅打破国企职工的身份思想防止产生惰性，而并非否定其实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为即便与国企签订劳动合同，但只要在国企中“从事公务”则同样可以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虽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王某某所从事的工作系属国有公司公务行为，可以直接援引《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三）“委托”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劳动者在企业内部的不同分支机构工作的，很多情况下都是用人单位的调动，其工作最终都是为同一个企业服务的[5]，具有委派之性质。现在许多企业多以聘用合同的委托来掩盖其委派之意即名为委托实为委派，无形中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挪用公款提供了抗辩的理由。鉴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建议凡采用聘用合同进行委托的，应遵循事先公示解除了受托人已有的人事关系，然后再进行聘用的程序，而不是如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在受聘于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期间其人事关系仍然由北京分公司统一管理，而等案发后却拿着聘用合同来否认。所以，我们采用堵口的方法，来解决侦查角度与公司实际管理之间的冲突，从而排除人事关系（户口、档案）与劳动合同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明力[6]。
其实，本案只要能够证实被告人王某某是从事公务行为以及所任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为国有企业，就可以依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则完全可以排除《批复》的适用。
（四）关于《批复》之评析
1、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其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不包括共同犯罪情形）。而《批复》中规定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产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明确指出其主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勿庸质疑应按挪用资金罪论处。
2、刑法中挪用公款所侵害的直接客体国有财产的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经体系化分析可排除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之义，因为如果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一旦行为人实施挪用行为，可直接援引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故不存在委托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批复》将受委托人员界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实属画蛇添足，且容易产生误解。
（五）贪污罪主体与挪用公款罪主体应当一致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体是有区别的，即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还包括《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7]。修订后刑法之所以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主体范围作出不同规定，并非立法疏忽，或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而是立法者有意作出区别性规定。首先，《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纯正国家工作人员和不纯正国家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其次，《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受委托人员显然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否则，本条款的规定就纯属重复和多余；第三，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作为贪污罪主体被确定下来，是出于严惩贪污犯罪，更为广泛地保护国有财产的目的[8]。
我们认为，在理解法律条文时切忌机械化。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的确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体在字面上有区别，但是并不意味着两者本质上是不一致的，其理由为：
第一，《刑法》第382条第3款对贪污罪之共犯作出明确规定，而《刑法》第385、388条并没有规定受贿罪的共犯。能否依此否认受贿罪之共犯呢？显然不成立。我们认为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扩张事由[9]，为分则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规定。所以，尽管受贿罪未对共同犯罪作出规定，但我们可以依据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基本原理认定受贿罪的共犯。相反，如果《刑法》第382条并未对贪污罪共犯作出明确规定，仍然可以依据共同犯罪原理加以认定，而《刑法》第382条之所以添加第3款目的是为提请司法工作人员注意。
第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所侵害的法益主要区别为：贪污罪侵害的法益乃国有财产的所有权，而挪用公款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国有财产的使用权。至于另外还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这一法益是共同的。据此可知，两者所侵害的对象均为国有财产，而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别主要体现在作案手段和主观意志的不同，与犯罪主体身份没有关系。而恰恰“廉洁性”决定了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之主体须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规定。
第三，《刑法》第382条第2款中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基于刑法理论界对“公务行为”与“劳务行为”之别：从事经营、管理等工作的一般认定为公务行为，而从事生产、运输等工作的一般认定为劳务行为[10]。那么《刑法》第382条第2款所规定的主体符合《刑法》第93条第2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四，贪污罪的主观恶性的确大于挪用公款罪，但若以此来说明贪污罪的主体应比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更为广泛，进而体现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只能是臆断。司法实践表明，挪用公款一般涉案数额比较大，并且挪用后至判决前仍未归还或仍未完全归还的也比较多，其从客观上看，与贪污占有致使国有财产流失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不管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应同等加以保护，而不是人为地另设炉灶。
（六）国有企业、公司的认定
国有企业、公司的认定将成为职务犯罪司法实践的焦点和难点，因为实践表明挪用公款罪主要集中在国有公司、企业。另外，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给刑法学尤其是经济案件带来巨大冲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绝大多数将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公司，由于其国有性质难以认定，因而，其“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混合所有制单位中，只要国有股份占相对控股，就应视该公司为国有公司，其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便可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只有在国有股份占绝对控股的情形下（占50％股份 + 1股以上），其单位才能视为国有公司，而其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才有可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11]；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中“从事公务行为”的人员才可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我们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刑法学问题，其中严格解释、合理解释等并不能够对此自圆其说。其实更为主要的是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问题，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的社会、法律政策与其配套而行，才能保证经济稳固向前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国有公司、企业认定的理念也是不同的：（Ⅰ）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公司、企业可分为国有、集体、私营三部分，其形式简单、标准明显，因而在这一时期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基本上不存在问题。（Ⅱ）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公司、企业纷纷进行改制、重组以便向现代企业模式靠拢，其公司、企业内部结构和运作发生很大变化，表现为国有的民营化、集体的民营化趋势，那么这一时期认定国有公司、企业就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水平以及改制后公司的实际运作模式等因素全面、综合进行评价。（Ⅲ）基本完成经济改革的过渡阶段，公司、企业基本实现国有资本与外来资本以及私有资本的有机融合，并且实现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到那时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就应严格界定为国有独资公司。
结合本案，被告人王某某所在的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系属国有股份公司，而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来看，国有股份公司的企业模式仍处于一种完善和探索阶段，并且多数还是以国有性质为主导，其运作方式也主要还是以前模式（行政色彩较为浓厚）。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将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认定为国有性质的公司、企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至于五年或者十年后能不能认定值得探讨。所以，应采取一种动态的方式来认定，才能适应动态的经济发展。

注释：
[1]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员”
[2] 在当时那种经济结构体制下，国有公司、企业所占比例相当大，而私营公司、企业仍处于一种抑制状态。所以，相较之下那时的经济案件更多、也更好办理。
[3] 表现为该公司、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是某民营企业的分公司，但是实际出资、人员安排以及经营核算都是直接隶属于事业单位，只是年度交纳挂靠费。
[4] 参阅《江泽民“5.31”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5] 参见黄宁 著《劳动合同若干实践问题研究》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p82
[6] 人事关系则证实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资格，而劳动合同则证实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之身份，只是作为社会人员接受国有公司、企业之聘用和委托。证明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无法排除其合理怀疑，则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应认定为一种委托关系，本案法院判决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就要将合同证明完全明确化，实质上是堵住相反证明的关口，让委托的企业将受委托人的人事关系先予以解除，后在用合同加以聘用，这样人事关系可以证实其身份，并具有说服力。
[7] 参阅龚培华 著《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于《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第 7 页
[8]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刘中发 著《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9] 引自陈兴良语：“行为人实行分则构成要件之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将共犯排除在正犯之外。如果没有刑法总则关于共犯之规定，不可按照分则的构成要件之行为进行处罚，正是因为总则为共犯提供刑罚依据，才使得可以对共犯进行刑罚处罚。所以总则是刑法扩张事由”。（摘自“共同犯罪”课堂讲稿）
[10] 参阅赵秉志、肖中华 著《贪污罪中“从事公务”的含义》载于“正义园”网站。
[11] 参阅龚培华 著《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于《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