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奖励办法（暂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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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襄樊政发［2005］27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现将《襄樊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七月六日



襄樊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乘客、经营者以及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客运交通事业的发展，根据《湖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6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襄樊市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的管理。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是指用小型客车按乘客意愿提供运送服务，并按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

第三条 襄樊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处（以下称城市运管机构）具体负责本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公安、工商、城管、物价、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等相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第四条 加强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统一监管。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出租汽车行业发展规划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和规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实行在同一城市统一规划，统一市场准入制度。

第五条 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具体方案按规定报批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管理，秉公办事，文明服务。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出租汽车行业开展优质服务、创建文明行业等活动。对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乘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驾驶员，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管理部门举报投诉。





第二章 经营权有偿使用

第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有偿使用实施方案，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

第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取得应采取招投标方式，服务质量为主要竞标条件。经营权管理实行一权一证，一证一车制度。

第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属国家所有，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在规定的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内，享有经营权使用权。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依据本办法取得经营权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未取得经营权的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城市运管机构应与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经营者签订经营权使用合同，合同内容包括主管部门与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的关系、车辆产权关系、内部管理制度以及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等。

第十二条 依法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不得非法转让和倒卖。

第十三条 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按年度收取，全额上缴市财政，实行专款专用，按一定比例提取用于出租汽车客运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先进技术推广，行业文明创建以及出租汽车客运管理。




第三章 经营条件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后，应当向城市运管机构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申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营运车辆、资金、技术和专业人员以及管理制度等技术经济条件，符合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和规模。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数量及要求的出租汽车或相应的资金；

（二）有符合规定的停车场地、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规定的管理人员和驾驶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申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个人，必须具有符合规定的身份证明、出租汽车（或相应的资金）和停车场地等条件。

第十七条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应自取得经营权之日起60日内办理购车和车辆入户手续。在办结车辆入户手续后10日内，到城市运管机构办理道路运输证。对符合条件的，城市运管机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核发道路运输证。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不得异地经营（送客到异地的除外）。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停业、歇业、合并、分立、迁移经营场所、变更名称，或者更新、增加、减少出租汽车以及车辆报停、过户、抵押的，应到原批准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严禁未达到国家规定技术标准的车辆，以及农用运输车、摩托车、非机动车等不符合出租汽车车型要求的车辆从事出租客运。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公安部门核发的符合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1年以上驾龄；

（二）有合法的身份证明；

（三）熟悉本地区地理环境等基本情况；

（四）依法取得城市运管机构核发的从业资格证件。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辆技术性能良好，达到规定的要求；

（二）出租汽车应使用出租汽车专用牌照，按序排列；

（三）车身、车厢、行李厢整洁卫生，使用符合要求的座套等设施，并按乘客意愿开启空调；

（四）车身明显部位应标明经营者名称及投诉电话，张贴标价牌；

（五）统一车身颜色，统一固定式顶灯和显示空车待租的明显标志；

（六）在指定位置安装计价器、消防和安全防护装置；

（七）车身广告须经城管、城市运管机构批准，按照批准的位置设置；

（八）符合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章 经营服务

第二十三条 鼓励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实行集约化经营。对经营出租汽车客运的个人（个体工商户）实行集中管理，出租汽车客运的个人（个体工商户）按照城市运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可以选择出租汽车经营（代理服务）单位。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约、网上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方式。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驾驶员应为乘客提供方便、及时、安全、文明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及急需抢救的人员优先供车。

第二十五条 出租汽车空驶待租的，应显示空车待租标志，白天亮牌，夜间亮灯，载客后应倒下空车标志。

第二十六条 城市运管机构应会同公安、建设、城管、规划等部门在商业中心、居住区和城市禁停路段，根据方便乘客的原则和道路条件，设置有明显标志的出租汽车上、下乘客临时停靠点。出租汽车可以在临时停靠点即停即走，上、下乘客。

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停车场（站）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和行业规范要求，并应当安排专人负责管理。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客运汽车站、旅游景点和其他客流较集中场所均应设置出租汽车营业场（站），由城市运管机构负责管理。出租汽车营业场（站）必须向所有出租汽车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独揽客运业务。进站营运的出租汽车应服从管理人员的调度和管理。出租汽车营业站及相应的停车场地，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关闭或改变用途。

第二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守法经营，依法缴纳税费，按规定办理保险、车辆换型、过户等手续；

（二）制定服务规范和车辆检修、安全行车、治安防范、投诉处理制度，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

（三）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经营合同；

（四）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单位应办理收费许可证，按规定项目和标准收取有关费用，实行公开收费；

（五）定期对出租汽车卫生状况、驾驶员的服务规范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六）及时处理驾驶员、乘客的投诉。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交通规则和服务规范；

（二）衣着整洁，仪容端正，语言文明，礼貌待客，拾到失物及时归还失主，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上交所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或者有关管理部门；

（三）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道路运输证、从业证、交通规费缴讫凭证，放置上岗证，使用顶灯等营运设施；

（四）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行，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服务，未经乘客允许不得另载他人；

（五）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并且出具车费发票，按照规定使用顶灯、计价器等客运服务设施；

（六）上下客时按规定停车，有出租汽车停靠点的，进点停靠，设有出租汽车停车场（站）的，必须在停车场（站）内停车待租，服从站点管理人员的调配，自觉排队，按序发车，不得强行拉客；

（七）不以不文明的手段招徕乘客；

（八）遵守客运服务规范的其他规定。





第五章 权益保障

第三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聘请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驾驶员，建立驾驶员档案，向城市运管机构报备驾驶员有关资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与驾驶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社会保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与驾驶员，应当签定经营（代理服务）合同，明确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使用权和车辆产权的归属，确定经营收入的分配比例，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十二条 城市运管机构应制定并推行劳动用工合同和经营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内容应包括经营权、车辆产权、双方权利和义务、利益分配关系、代理服务费、承包费标准等。

第三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无故拒载。开启空车标志灯后，停车后不载客的，在营业站内不服从调派的，在站点、码头、机场及其他客流集散点或者道路边待租时拒绝载客的，属拒载行为。

第三十四条 乘客租乘出租汽车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无计价器或者有计价器不使用的；

（二）不出具车费发票或者不符合规定票据的；

（三）在起步价里程内车辆发生故障或者因违章被公安部门扣车未完成运送服务的；

（四）未经乘客允许另搭载他人的；

（五）中途逐客的。

第三十五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一）不遵守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乘客；

（二）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有毒等危险品和管制刀具，或者提出违反本办法和交通管理规定要求的；

（三）醉酒者、精神病患者在无人监护下乘车的；

（四）不告知目的地或要求驾驶员作出违法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遇有乘客需要驶出营运区域或者夜间去偏僻地区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可要求乘客随同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出租汽车治安登记点办理验证登记手续，并报告其所在的出租汽车经营者。乘客应予以配合。

第三十七条 城市运管机构执法人员可以在公路征费稽查站区、客流集散点、停车场、出租汽车停靠点或者经营单位、车辆维修现场，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城市运管机构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带统一标志，并主动出示执法证。未佩带统一标志或者未出示执法证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第三十八条 城市运管机构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建立服务质量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电子邮件信箱，接受投诉和社会监督。投诉应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日内提出，并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十九条 城市运管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在30日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人。依法由其他部门调查处理的，应及时移送其他部门。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受理投诉后，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日内作出答复。投诉者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城市运管机构投诉。被投诉的单位或个人，应自接到调查通知之日起5日内到城市运管机构接受调查。乘客有义务协助城市运管机构或其他部门调查取证。

第四十条 城市运管机构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实行质量信誉考核制度。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城市运管机构可以采取中止、减少、调整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等制约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出租汽车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不符合出租汽车车型要求，未使用出租汽车专用牌照，不安装出租汽车标志灯、空车待租标志、计价器和消防、防护装置的，责令其改正，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二)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或者违法转让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责令改正，按每辆车处以5000元以上l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规定及时处理乘客投诉的，处以500元罚款；

(四)聘请无从业证驾驶员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车辆不整洁卫生、拒不改正，或者违反规定张贴广告的，处以50元罚款；

(二)出租汽车未按规定设置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监督标志，车身未标明经营者名称、监督投诉电话，无故不使用计价器，故意绕道行驶或未经乘客允许另载他人以及粗暴待客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三)无故拒载乘客、无正当理由中断运送服务、无从业证驾驶出租汽车营运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四)不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客运价格的，收取车费后未出具合法有效车费发票的，处以200元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分别由城市运管机构、物价、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

第四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使用未经检定、经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的计价器的，可责令停止使用，封存计价器，并处1000元罚款；对利用计价器作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按《湖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第四十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运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客运有关审批手续的；

(二)不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能，不文明执法的；

(三)不按规定受理乘客投诉，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处罚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县（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8月6日起施行。《襄樊市城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办法》（襄政办[2002]46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