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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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由此执行案件相应的也在不断上升，然由于执行环境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民事执行出现了许多困惑的现状，执行难，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人们对我国审判机关裁判执行状况的公认评价。笔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本着学习商讨的态度，从“执行难”的概念范围、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工作中的一些实践对策，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总结，也希望对执行工作有所帮助。
[关 键 词] 执行难

当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送达当事人后，因种种原因该生效裁判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实现。“执行难”现状不仅使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际保护，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甚至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然实践中对“执行难”的概念范围的理解却不一致，以致对法院执行工作存在一些误区，增加执行工作的压力，对此笔者展开论述。
一、对“执行难”概念范围的认识
一般认为，执行难就是大量的生效判决、裁定不能得到顺利执行。对“执行难”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必须全部得到实现，才算执行完毕，否则，就是“执行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分清“执行难”与“执行不能”。“执行难”包括两类执行案件：一是，有财产，但是找不到财产；二是能找到财产，但是不能控制或不能分配的。“执行不能”即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该观点认为，“执行不能”不应纳入执行难的范围。具体而言，不应纳入执行难的案件范围包括：客观上没有财产的案件，和有部分财产，但是现有财产已经被执行完毕的案件。笔者比较赞成后一种观点，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对执行工作的客观评价。
然而产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界定无财产案件，其界定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在申请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没有申报自己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官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调查、查询等执行措施后，还是无法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应当认定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但是在实践中，很难分清是被执行人故意隐匿、隐瞒财产，制造表面上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还是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且在长期内无执行能力，而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实践中，应穷尽财产调查手段，避免退出执行程序的随意性。
同时，为帮助当事人和社会舆论走出认识误区，使他们了解和理解法院的工作，法院应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加强对执行工作的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案件当事人正确认识执行工作、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当事人的诚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以达成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为执行工作提供良性的社会舆论环境。
二、执行难的表现形式
明确了执行难的定义范围，除去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执行工作中，执行难的现状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被执行人难找
我区处于西部边远地区，农村人口占多数，随着交通逐渐便利，及人农村人多地少的加深，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大部分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而这些人常年累月流动于不同城市工作生活，行踪住所很难确定。农村当事人的宗族观念也比较重，乡邻为维护本村人利益不顾法律规定，甚至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法律责任，使得法院无法顺利地开展执行工作。实践中亦是如此，一些被执行人欠债后，为躲避执行而外出躲藏或与执行法院搞游击，采取各种手段与法院软磨硬顶，你发传票他不到，发限期履行通知书他不理，经常使案件并没有实际解决，而且还加剧了法院执行工作的压力。
第二、执行财产难寻
农村被执行人与城市的被执行人经济来源有所不同，农村者大多从事农业生产或打散工，收入较少。同时目前还有不少农村被执行人的生活仍处于贫困线下，如要他们一次性履行巨额标的款常常比较困难。这时这些履行能力较弱的被执行人极易因为巨额的债务而丧失履行债务的信心和积极性，甚至破罐破摔，对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都麻木对待，不作任何回应，使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境地。在执行案件中，当前一部分债务人通过化名、挂名置产等手段隐藏财产、逃避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给法院的执行带来很大难度，甚至使案件难以执行。
第三、应执行财产难动
一方面，一旦查找到了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案外人以各种理由提出执行异议；另一方面，不少涉及不动产的案件，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而不能实施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由此，许多案件因难以执行而被拖延积压。
第四、特殊主体难碰
如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人大代表、社会团体等特殊主体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案件。如我区某村上队，强行占用属某粮食公司在队上的土地建篮球场，最终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村上队恢复原状、排除防害。可村上队对法院的判决似乎无动于衷。某粮食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现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对于该判决的执行涉及的稳定因素较多，从法院单个部门是难以彻底解决问题的，这给执行工作提出了一道难题。
三、执行难的成因
王胜俊院长在《听取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验收检查组汇报工作时的讲话》中阐释了造成执行难问题的社会原因以及法院自身的原因。他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影响执行工作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社会诚信体系并未建立健全，对一些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管，逃避、规避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造成“执行难”最重要的社会因素，而建立社会诚信体系需一个长期过程；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仍对执行工作产生严重干扰，个别地方对外地法院执行百般阻挠，委托执行的效果普遍不好；三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未结案件中占有很大比重。而造成执行难问题在法院方面的原因为：执行队伍的能力素质、执行力量和执行体制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执行工作的要求。
第一、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社会伦理的提升和巩固，相反，在传统高度集权的国家本们主义时代本就薄弱的社会伦理，在市场经济骤然冲击下溃不成军。曾几何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信条已不再被信奉，欠债者比债主更狠更凶；造假者层出不穷，且并不为耻，反而成为时尚；讲真话不再成为社会的通常动作规则，而成为社会努力需要达到的崇高目标；法律不再被当作高度权威的规范信条，而被其他权力、势力、利益集团乃至普通的社会公众随意破坏或者说随意不遵守……且现如今，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诚信体系，被执行人不遵循执行法律的行为成本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诚信体系本身的不健全，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第二、法制意识薄弱
我区执行案件大多在农村，不少人文化水平较低，处理矛盾纠纷也大多按照乡风民俗处理，也就因此造成了不少农村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风险意识不强。农村案件大多为借贷、买卖合同、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从这几类的案件类型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不少人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在借贷过程中缺少应有的手续来保护自身权益，使自己陷入被动。同时，对经济活动中蕴藏风险的认识相当不足，认为产生了纠纷，反正由法院最后一道防线进行救济和解决。实际上，相当部分的案件无法执行，其实是市场风险的延伸。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好比一个病人送进医院时已死亡，医院只能查明死因，却无法起死回生。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予以救济的途径和手段是有限的，当其穷尽办法仍于事无补的时候，当事人把交易风险带来的执行不能归咎于执行不力，到处投诉、上访显然有失公允。
2、自动履行率低下。案件经法院判决生效后，许多人不能自觉履行义务，而法院进行执行工作时，农村被执行人的逃逸现象也十分严重。不少当事人视生效判决为白纸一张，对法院的传唤不理不睬，甚至到处逃避，再小的执行标的也要让执行法官来回奔波。
　　第三、审判和执行兼顾没有协调好
　　审判和执行是法院案件流程管理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环节，执行必须以生效的裁判文书为依据，审判必须虑及执行的可操作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审判法官忽视了审判、执行紧密关联的关系，调解力度不够，作出的裁判文书不严密，致使实行执行中碰到困难。
当然，“执行难”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造成执行难的现状有着及其复杂和深刻的多方面原因。以上只是分析了几种主要的原因。执行难问题的长期存在，不仅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尊严，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甚至还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四、解决执行难的设想
在进行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先说一个在国外的故事。执报载，在国外一些地方，执结率不过20%，社会却没有反映执行难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国外的民事判决自动履行率很高，因判决未得到发行而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比例很小。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一件国外的事实事件：有一个人不小心闯了红灯。两小时后他回到家里。妻子说，她的银行信用从4A降到了2A，本该3年还清的贷款，银行限他们在年内还清。儿子说，刚才学校拒绝了他的助学贷款。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他的就职申请也被延期审核。在这种氛围下，自动履行率怎么可能不高，敢于以身试法，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人当然是极少数了。
从上面这个事例，我们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在西方发达社会中，法治理念至高无上，全社会都尊崇法律，有一套成熟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一套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的威慑机制。而在我国恰恰缺乏这种理念的相关机制，法治的权威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被执行人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逃避、抗拒执行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低。
然困难归困难，我们不能拿困难当借口，阻却我们付出实践的信心与脚步。应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出发，注意发挥当下的优势，集中力量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1、加强法院自身建设
一是法院应当更加主动积极的向地方党委、人大等领导部门汇报工作，让领导更加重视法院工作，重视执行工作，从而在人力、物力、财力及政策上予以支持，使执行工作更有保障。二是妥善处理审判与执行的关系。在审判实务中，既要依法裁判，体现判决的公正性，又要充分考虑执行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大量的民事诉讼案件，审判法官既要裁判严密，又要多做一些艰苦的法庭调解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后续执行的难度。三是不断深化执行工作改革。要继续抓好案件流程管理、执行公开、裁执分离等改革措施，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要继续完善执行工作考核机制，将执行结案率、标的到位率同执行法官的考评、奖惩紧密挂钩。四是继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要积极探索符合实际、操作性强、富有成效的执行方法，着力提高执行案件的结案率和执行款的到位率，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努力改善执行装备、执行条件，切实提高执行工作的办案效率。五是进一步加强执行队伍建设。要着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改进思想工作作风，严守执行纪律，保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杜绝懈怠执行现象，杜绝“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要努力加强业务建设，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岗位培训，不断充实专业知识，提高法院执行人员的办案水平和工作能力。
2、做好执行前置工作、降低当事人执行风险。全力推行“阳光执行”和风险提示。把执行的全部程序公开，以便当事人和各界的监督。在执行中实施执行公开告知制度和实施执行风险和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后果告知制度。在申请执行期间，分别向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风险告知书》、《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通知书》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此外，在诉前、诉中、判决前、判决后及申请执行前实行执行风险全程提示，分别在上述各个阶段均告知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执行风险。对被告确无履行条件的案件，审判人员引导当事人选择实现权利的其它方式，避免诉讼后案件一判决就成执行“死案”。
　　3、密切关注农村涉案人员动向。加强与当地基层组织的联系。找专门的负责人，定期与村组织代表联系，将村里每位外出务工的被执行人员的详细情况登记在册，以便在执行案件时掌握被执行人的生活规律和去留动向。此外，农村人一般比较重视传统节日，因此不少人即使外出务工也会选择传统假期回家探亲，我们利用这一特点，在节假日展开突击行动。
4、巧妙运用各种强制措施。法院开展细致调查，及时掌握农村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农作物的收成时节以及农村年终股份合作制派息分红、发放征地补偿款、贴青、农补等费用的时间，摸准农村被执行人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实际履行能力，对农村被执行人的财物采取登记、监督和控制等有效措施，再选择恰当时机各个击破，分批次解决案件的执行。
5、开展片区执行行动。针对我区的路难行、人难找的实际情况，我院适时开展片区执行工作。即集人力，有针对性的在某片区域开展集体执行工作。实践证明，这样执行成果较为明显，大大提高了降低执行成本，增加执行威慑力，从而使执行结束率、标的到位率明显上升。
6、多方面开展执行宣传工作，加强普法宣传，让更多的被执行人明白不履行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使他们能够自觉履行义务；同时也使申请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执行中，只要法院执行人员严格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时采取了执行行为，穷尽了法律手段，那么，即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没有全部得到实现，也应当认为法院已经尽到了法律赋予的职责。唯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卸掉沉重的包袱，走出执行难的怪圈，使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协作配合，需要社会各界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更需要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执行氛围，确保广大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保障。
五、结束语
人们常说：光说不做等于白费。如果将这句话用在法院工作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光有裁判而不执行等于白费。如果一项公正的裁判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这所谓的裁判也是白纸一张，仍然不能起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作用。故执行在法院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然多年来，“执行问题”都在困饶着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破坏了法院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过多的宣扬执行“难”，导致民从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法院权威推动信任，受害者不仅是法院。法院是国家裁判机关，法院没有权威，是法律没有权威，更是党失去权威，直至酿成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后果不堪设想。在现有的条件下，作为执行员，更应从自身入手，加强自身建设，细化工作，打开突破口。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探究
何培育 重庆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促成性事由/阻却性事由/商业利益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指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因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失而由法律明确规定视为侵权的事由。虽然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对知识产权一般侵权要件的补充，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但适用不当也可能成为知识霸权的借口，因此需要在相关的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时应坚持严格的法定主义。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基本理论问题梳理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含义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他人知识产权而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一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2）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果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么需要证明侵权行为人存在“过错”以及发生了“实际损害”。[1]与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相联系的还有两个概念：阻却性事由和促成性事由。一般而言，一个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且无阻却性事由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但是，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即一个行为本来没有构成侵权，但鉴于该行为对知识产权人的商业利益影响过大，也可以视为侵权。这些情形或事由就是“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指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因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而由法律明确规定视为侵权的情形。[2]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干涉所有权人法律地位的行为；（2）对财产进行实体损害的行为；（3）对财产进行功能损害的行为。[3]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对财产进行实体的损害，也即违反法律规定而损害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的行为，具体是指擅自行使他人“权利”的行为。[4]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所指向的对象并非擅自行使知识产权人专有权利的行为，而是指原本不应被认定为侵权，但根据民法的公平正义理念以及侵权法的填补损害机能，应当将专有权利控制范围之外但损害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的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并对行为人课以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采用的是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并以“视为侵权”的立法术语为标志。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著作权法”第87条第5款规定：“以侵害电脑程式著作财产权之重制物作为营业之使用者……视为侵害著作权”。该立法技术并非现代社会所创设，在古罗马的立法中就存在科尔内利法拟制。[5]法律拟制主要通过“视为”或“按……对待”这样的规范结构来解决规范性安排中的一些操作上的难题，主要是为克服法律的呆板性而采取的一种不以事实为转移的决断性措施。[6]其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或者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种规定处理。在法律拟制的场合，尽管立法者明知X与Y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出于某种目的仍然对Y赋予与X相同的法律效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指出：“由于拟制这种善意的错误，旧规则和新规则之间的鸿沟常常得以跨越。在此，令我们关注的是只要当目的的重要性居于支配地位就会有这种跨越。一旦拟制被掩藏起来，司法活动的原动力也就被封闭了。”[7]同理，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制度价值也在于调和知识产权立法的局限性与商业秩序维护之间的矛盾，以利于市场竞争主体形成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正确的行动。虽然法律拟制本身会有扩张的倾向并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质疑，但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指出：“这样说是容易的，‘拟制是权宜之计，是科学不应求助的拐杖。’因此马上得出结论：没有拟制，科学照样取得进展。但这是错误的!科学应当借助拟制以避免滑倒，否则干脆别去冒险移步”。[8]由此可见，在当前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是弥补基础理论之不足、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手段之一。

（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扩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范围的事由。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提供了依据，符合侵权构成要件且不存在侵权阻却性事由的行为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则是将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给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通过法律拟制的手段“视为侵权”，从而扩大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范围。

2.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法定事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有助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也可能成为滋生知识霸权的温床。因此，认定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应当坚持法定主义。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一般是以法律列举的方式规定，并不包括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事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拟制的侵权事由常常构成对强行法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的违反，因此，当事人无权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进行约定。

3.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且不存在阻却性事由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将原本不构成侵权的行为视为侵权，变更了行为的法律性质，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之比较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侵权阻却性事由是指排除符合侵权构成要件行为违法性的事实和理由。王泽鉴先生认为，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原则上莫不违法，唯得因某种事由可阻却其违法性，并指出违法阻却事由的6种常见类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无因管理、权利行使与被害人允诺。[9]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需要从构成要件和阻却性事由两个方面进行判断。很多行为虽然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阻却性事由，因此不被认为构成侵权，不承担侵权责任。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是为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建立在知识产权特殊性之上的一项特有制度。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彼此独立又相互统一，均是实现知识产权正当保护价值的重要制度。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将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直接侵害权利人商业利益的行为视为侵权；而知识产权侵权阻却性事由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免除了特定情形下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行为的法律责任。从效力层面看，阻却性事由的效力高于促成性事由的效力。对于符合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同时又符合知识产权侵权阻却性事由的行为，因其具备正当性，既不构成侵权行为，也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从制度功能来看，两者均是知识产权法实现正当保护价值的核心内容。填补损害系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机能，[10]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正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的。但是，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利益平衡是其宗旨。正是基于利益平衡对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贯穿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始终。[11]由此，知识产权法就产生了合理使用、非自愿许可等侵权阻却性事由。从表面上看，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互相对立，但两种制度分别代表了知识产权法的不同法律理念，即既需要赋予商业利益受损的权利人以救济权，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又需要虑及社会公共利益，防止知识霸权。

（四）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间接侵权之比较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英美法系国家知识产权法中的间接侵权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近似。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是指没有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故意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或在明知或应知他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直接”侵权时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以及特定情况下“直接侵权”的准备和扩大其侵权后果的行为。[12]由此可见，设立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间接侵权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调整在专有权范围之外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然而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更加明显，这就决定了我国并不适宜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间接侵权理论。这是因为：

1.从法律传统上看，间接侵权理论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是从具体案例中产生的法律规范，自始便带有浓厚的普通法色彩。按照古代日耳曼法的观念，在诉讼前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法，法是从案件中被发现的。[13]此种法律传统体现在立法中便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关于间接侵权的规定大多由零散的“规则”构成，而判定是否构成间接侵权则需要借助这些从不同案例中引申出来的具体“规则”，如从1984年“索尼案”[14]的判决中形成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15]但是，这些规则往往是根据某一具体的案情而产生的，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普遍适用性和稳定性。这一点在“阿莫唱片公司诉纳普斯特案”[16]以及“米高梅等公司诉斯科特案”[17]中得到了印证。在上述一系列的版权间接侵权案例中，每一个案件的争议点都集中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上，被告无一例外地援引该规则；而法院在确立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后，又不断地想方设法绕过该规则，使被告最终不能免责。究其原因，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决定了其难以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娴熟地运用侵权法的丰富理论和统一原则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进行抽象与概括，当新的案例出现时，一些原有的规则被不断修正、废止，而另一些新的规则被法官不断发现。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其更具操作性、更便于司法适用，也更容易被修正、废止。一言以蔽之，间接侵权理论的价值目标在于调整具体的行为方式或事实场景，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则侧重在传统侵权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科学、完整、自洽的制度体系，用于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两种立法取向与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以及思维习惯保持了各自内在的一致性。

2.从侵权法的体系结构来看，英美法系国家“事实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导致知识产权法典在对不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调整上采取平等对待的立法态度，也即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是两类并列的侵权行为。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侵权法体系则存在递进式的逻辑关系，[18]以此体系为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立法表现为以一般侵权为原则，以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为例外，只有在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援引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法律规定，这种立法模式符合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则，便于法律适用。

（五）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之制度价值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对知识产权一般侵权要件的补充，这有力地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是过高还是过低都必须以正当性标准作为参照。按照矫正正义的理论，侵权责任法本质上属于非自愿性的交往准则。申言之，侵权责任法是调整当事人因侵权行为造成利益失衡结果的法律。非自愿的交往规则要求，侵害他人利益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受害人应当恢复失去的东西。矫正正义强调形式公平，对不同的权利同等保护，并以矫正损害为主旨。[19]就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言，正当性标准着重考察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的全面性与适当性，以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制度为考察的核心。德国思想家施密特认为：“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建立的仅仅是形式合法性，是漂浮于表层的东西，真正强而有力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实质正当性的追问。实质正当性才是形式合法性的根基，离开对实质问题的探索，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犹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20]

“有损害必有救济”是法律正义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具体要求。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否符合正当性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人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后能否得到及时、全面补偿为重要指标。当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仅能解决侵犯专有权利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对专有权利范围之外但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无法适用。作为知识产权法哲学基础的激励论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的保护，在知识产权人面临不构成一般侵权但对其商业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时，应当赋予权利人主张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救济权利。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通过法律拟制手段将上述情形视为侵权，促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法律适用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适用条件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