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如何细化/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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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年第1号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已经中国银监会第115次主席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主席：尚福林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第三条 商业银行资本应抵御其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第四条 商业银行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并表和未并表的资本充足率。

第七条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应当建立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等各项减值准备的基础之上。

第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第九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依照本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管理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披露资本充足率信息。



第二章 资本充足率计算和监管要求



第一节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未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商业银行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商业银行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及被投资金融机构共同构成银行集团。

第十二条 商业银行计算并表资本充足率，应当将以下境内外被投资金融机构纳入并表范围：

（一）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拥有50%以上表决权的被投资金融机构。

（二）商业银行拥有50%以下（含）表决权的被投资金融机构，但与被投资金融机构之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将其纳入并表范围：

1．通过与其它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拥有该金融机构50%以上的表决权。

2．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该金融机构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3．有权任免该金融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多数成员。

4．在被投资金融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确定对被投资金融机构表决权时，应考虑直接和间接拥有的被投资金融机构的当期可转换债券、当期可执行的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对于当期可以实现的潜在表决权，应计入对被投资金融机构的表决权。

（三）其它证据表明商业银行实际控制被投资金融机构的情况。

控制，是指一个公司能够决定另一个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据以从另一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未拥有被投资金融机构多数表决权或控制权，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纳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一）具有业务同质性的多个金融机构，虽然单个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占银行集团整体资产规模的比例较小，但该类金融机构总体风险足以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及风险水平造成重大影响。

（二）被投资金融机构所产生的合规风险、声誉风险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足以对银行集团的声誉造成重大影响。

第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保险公司不纳入并表范围。

商业银行应从各级资本中对应扣除对保险公司的资本投资，若保险公司存在资本缺口的，还应当扣除相应的资本缺口。

第十五条 商业银行拥有被投资金融机构50％以上表决权或对被投资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但被投资金融机构处于以下状态之一的，可不列入并表范围：

（一）已关闭或已宣布破产。

（二）因终止而进入清算程序。

（三）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它突发事件的影响，资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被投资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被投资金融机构资本投资的处理方法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计算未并表资本充足率，应当从各级资本中对应扣除其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金融机构的所有资本投资。若这些金融机构存在资本缺口的，还应当扣除相应的资本缺口。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并表和未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内部制度。商业银行调整并表和未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的，应说明理由，并及时报银监会备案。

第十八条 银监会有权根据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股权结构变动、业务类别及风险状况确定和调整其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



第二节 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资本充足率：




第二十条 商业银行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其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规定计算各级资本和扣除项。

第二十一条 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规定分别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第三节 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包括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第二十三条 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如下最低要求：

（一）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

（二）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

（三）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特定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之上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逆周期资本的计提与运用规则另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外，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当计提附加资本。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标准另行规定。

若国内银行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适用的附加资本要求不得低于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第二十六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资本要求以外，银监会有权在第二支柱框架下提出更审慎的资本要求，确保资本充分覆盖风险，包括：

（一）根据风险判断，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的特定资本要求；

（二）根据监督检查结果，针对单家银行提出的特定资本要求。

第二十七条 除上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外，商业银行还应当满足杠杆率监管要求。

杠杆率的计算规则和监管要求另行规定。



第三章 资本定义



第一节 资本组成



第二十八条 商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应符合本办法附件1规定的合格标准。

第二十九条 核心一级资本包括：

（一） 实收资本或普通股。

（二） 资本公积。

（三） 盈余公积。

（四） 一般风险准备。

（五） 未分配利润。

（六）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第三十条 其它一级资本包括：

（一） 其它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二）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第三十一条 二级资本包括：

（一）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二）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1.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

前款所称超额贷款损失准备是指商业银行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超过最低要求的部分。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指100%拨备覆盖率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和应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两者中的较大者。

2.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0.6%。

前款所称超额贷款损失准备是指商业银行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

（三）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第二节 资本扣除项



第三十二条 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商业银行应当从核心一级资本中全额扣除以下项目：

（一） 商誉。

（二） 其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三） 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四）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1.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是指商业银行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低于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的部分。

2.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是指商业银行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低于预期损失的部分。

（五）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六）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

（七）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八） 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若为正值，应予以扣除；若为负值，应予以加回。

（九） 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第三十三条 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各级资本工具，或银监会认定为虚增资本的各级资本投资，应从相应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

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发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应从相应的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

对应扣除是指从商业银行自身相应层级资本中扣除。商业银行某一级资本净额小于应扣除数额的，缺口部分应从更高一级的资本净额中扣除。

第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合计超出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10%的部分，应从各级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

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是指商业银行对金融机构各级资本投资（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占该被投资金融机构实收资本（普通股加普通股溢价）10％（不含）以下，且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资本投资。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核心一级资本投资合计超出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10%的部分应从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其它一级资本投资和二级资本投资应从相应层级资本中全额扣除。

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是指商业银行对金融机构各级资本投资（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占该被投资金融机构实收资本（普通股加普通股溢价）10％（含）以上，且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资本投资。

第三十六条 除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递延税资产外，其它依赖于本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超出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10%的部分应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

第三十七条 根据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未在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对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和相应的净递延税资产，合计金额不得超过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的15%。



第三节 少数股东资本的处理



第三十八条 商业银行附属公司适用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附属公司直接发行且由第三方持有的少数股东资本可以部分计入监管资本。

第三十九条 附属公司核心一级资本中少数股东资本用于满足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的部分，可计入并表核心一级资本。

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为下面两项中较小者：

（一）附属公司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加储备资本要求。

（二）母公司并表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与储备资本要求归属于附属公司的部分。

第四十条 附属公司一级资本中少数股东资本用于满足一级资本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的部分，扣除已计入并表核心一级资本的部分后，剩余部分可以计入并表其它一级资本。

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为下面两项中较小者：

（一）附属公司一级资本最低要求加储备资本要求。

（二）母公司并表一级资本最低要求与储备资本要求归属于附属公司的部分。

第四十一条 附属公司总资本中少数股东资本用于满足总资本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的部分，扣除已计入并表一级资本的部分后，剩余部分可以计入并表二级资本。

最低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为下面两项中较小者：

（一）附属公司总资本最低要求加储备资本要求。

（二）母公司并表总资本最低要求与储备资本要求归属于附属公司的部分。



第四节 特殊规定



第四十二条 商业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工具有确定到期日的，该二级资本工具在距到期日前最后五年，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金额，应当按100%、80%、60%、40%、20%的比例逐年减计。

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2010年9月12日前发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2013年1月1日之前可计入监管资本，2013年1月1日起按年递减10%，2022年1月1日起不得计入监管资本。

前款所称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按年递减数量的计算以2013年1月1日的数量为基数。

带有利率跳升机制或其它赎回激励的二级资本工具，若行权日期在2013年1月1日之后，且在行权日未被赎回，并满足本办法附件1规定的其它所有合格标准，可继续计入监管资本。

第四十四条 商业银行2010年9月12日至2013年1月1日之间发行的二级资本工具，若不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但满足本办法附件1规定的其它合格标准，2013年1月1日之前可计入监管资本，2013年1月1日起按年递减10%，2022年1月1日起不得计入监管资本。

前款所称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按年递减数量的计算以2013年1月1日的数量为基数。

第四十五条 2013年1月1日之后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具不再计入监管资本。



第四章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十六条 商业银行可以采用权重法或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应当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并经银监会核准。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风险暴露应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未经银监会核准，商业银行不得变更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

第四十七条 商业银行申请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提交申请时内部评级法资产覆盖率应不低于50%，并在三年内达到80%。

前款所称内部评级法资产覆盖率按以下公式确定：

内部评级法资产覆盖率=按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按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按权重法计量的内部评级法未覆盖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100%

第四十八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3的规定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按照本办法附件4的规定对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进行分类，按照本办法附件5的规定建立内部评级体系。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可以按照本办法附件6的规定审慎考虑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风险抵补作用。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可以按照本办法附件7的规定采用监管映射法计量专业贷款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第四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8的规定计量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第五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9的规定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第二节 权重法



第五十一条 权重法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银行账户表内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与表外项目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之和。

第五十二条 商业银行计量各类表内资产的风险加权资产，应首先从资产账面价值中扣除相应的减值准备，然后乘以风险权重。

第五十三条 商业银行计量各类表外项目的风险加权资产，应将表外项目名义金额乘以信用转换系数得到等值的表内资产，再按表内资产的处理方式计量风险加权资产。

第五十四条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风险权重为0％。

第五十五条 商业银行对境外主权和金融机构债权的风险权重，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为基准。

（一）对其它国家或地区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债权，该国家或地区的评级为AA-（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0%；AA-以下，A-（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20%；A-以下，BBB-（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50%；BBB-以下，B-（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100%；B-以下的，风险权重为150%；未评级的，风险权重为100%。

（二）对公共部门实体债权的风险权重与对所在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相同。

（三）对境外商业银行债权，注册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评级为AA-（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25%；AA-以下，A-（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50%；A-以下，B-（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100%；B-以下的，风险权重为150%；未评级的，风险权重为100%。

（四）对境外其它金融机构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五十六条 商业银行对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权的风险权重为0%。

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投资基金、北欧投资银行、加勒比海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理事会。

第五十七条 商业银行对我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0%。

第五十八条 商业银行对我国公共部门实体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0%。我国公共部门实体包括：

（一）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外，其它收入主要源于中央财政的公共部门。

（二）省级（直辖区、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商业银行对前款所列公共部门实体投资的工商企业的债权不适用20%的风险权重。

第五十九条 商业银行对我国政策性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0%。

商业银行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条 商业银行持有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定向发行的债券的风险权重为0%。

商业银行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它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一条 商业银行对我国其它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5%，其中原始期限三个月以内（含）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0%。

以风险权重为0%的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的债权，其覆盖部分的风险权重为0%。

商业银行对我国其它商业银行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二条 商业银行对我国其它金融机构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三条 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四条 商业银行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

（一）企业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微型和小型企业认定标准。

（二）商业银行对单家企业（或企业集团）的风险暴露不超过500万元。

（三）商业银行对单家企业（或企业集团）的风险暴露占本行信用风险暴露总额的比例不高于0.5%。

第六十五条 商业银行对个人债权的风险权重。

（一）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

（二）对已抵押房产，在购房人没有全部归还贷款前，商业银行以再评估后的净值为抵押追加贷款的，追加部分的风险权重为150%。

（三）对个人其它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

第六十六条 租赁业务的租赁资产余值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六十七条 下列资产适用250%风险权重：

（一）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未扣除部分）。

（二）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未扣除部分）。

第六十八条 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

（一）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

（二）商业银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

（三）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其它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1250%。

第六十九条 商业银行非自用不动产的风险权重为1250%。

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而持有的非自用不动产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七十条 商业银行其它资产的风险权重为100%。

第七十一条 商业银行各类表外项目的信用转换系数。

（一）等同于贷款的授信业务的信用转换系数为100%。

（二）原始期限不超过1年和1年以上的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分别为20%和50%；可随时无条件撤销的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为0%。

（三）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为50%，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为20%：

1.授信对象为自然人，授信方式为无担保循环授信。

2.对同一持卡人的授信额度不超过100万人民币。

3.商业银行应至少每年一次评估持卡人的信用程度，按季监控授信额度的使用情况；若持卡人信用状况恶化，商业银行有权降低甚至取消授信额度。

（四）票据发行便利和循环认购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为50%。

（五）银行借出的证券或用作抵押物的证券，包括回购交易中的证券借贷，信用转换系数为100%。

（六） 与贸易直接相关的短期或有项目，信用转换系数为20%。

（七）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或有项目，信用转换系数为50%。

（八）信用风险仍在银行的资产销售与购买协议，信用转换系数为100%。

（九）远期资产购买、远期定期存款、部分交款的股票及证券，信用转换系数为100%。

（十）其它表外项目的信用转换系数均为100%。

第七十二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附件2的规定对因证券、商品、外汇清算形成的风险暴露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第七十三条 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可按照本办法附件2的规定考虑合格质物质押或合格保证主体提供保证的风险缓释作用。

合格质物质押的债权（含证券融资类交易形成的债权），取得与质物相同的风险权重，或取得对质物发行人或承兑人直接债权的风险权重。部分质押的债权（含证券融资类交易形成的债权），受质物保护的部分获得相应的较低风险权重。

合格保证主体提供全额保证的贷款，取得对保证人直接债权的风险权重。部分保证的贷款，被保证部分获得相应的较低风险权重。

第七十四条 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的，质物或保证的担保期限短于被担保债权期限的，不具备风险缓释作用。



第三节 内部评级法



第七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对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进行分类，并至少分为以下六类：

（一）主权风险暴露。

（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暴露。

（三）公司风险暴露，包括中小企业风险暴露、专业贷款和一般公司风险暴露。

（四）零售风险暴露，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格循环零售风险暴露和其它零售风险暴露。

（五）股权风险暴露。

（六）其它风险暴露，包括购入应收款及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主权风险暴露、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和公司风险暴露统称为非零售风险暴露。

第七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未违约和已违约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一）未违约非零售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基于单笔信用风险暴露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相关性和有效期限。

未违约零售类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基于单个资产池风险暴露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和相关性。

（二）已违约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基于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

第七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违约概率：

（一）主权风险暴露的违约概率为商业银行内部估计的1年期违约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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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行为理论之重构
陈召利
摘要：通过对传统物权契约理论之解析，重新建构物权契约概念，并以此为逻辑前提，论证物权契约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物权行为无因性进行彻底的检讨，主张应采物权行为有因性，从而确立全新的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字：物权契约；区分原则；抽象原则
什么是物权行为？按照通说，物权契约，不过为物权行为之一种，物权行为除物权契约外，还包括单独行为（称为“物权的单独行为”），如抛弃等。物权契约，是物权行为的根干，是最重要的物权行为，被称为“物权行为之王”。物权契约本质上属于契约之一种，并以意思表示为其构成要素。单独行为，以抛弃为最重要，抛弃为物权契约推演而来（亦即以物权契约为前提而为逻辑推理的当然结果）。因此，把握和了解了物权契约，也就从根本上把握和了解了物权行为，从而也就可以十分容易地理解和解明作为单独行为的物权行为的抛弃。 正因如此，本文系以物权契约思想为中心而予以展开的。
（一）物权契约独立性理论（又称区分原则）
在德国民法思想的发展史上，物权契约概念，通常认为系由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被颂为“近代私法学之父”的萨维尼（F.Cvon Savigny）所创，尔后其弟子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一思想。 按照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为了取得略式转移物（res necmancipi）的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当事人为交付（traditio）行为时，须证明有为此行为的“正当原因”（justa causa）。对此，萨维尼在把“交付”（traditio）解为物权契约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正当原因”，不是指债权关系，而是指作为所有权让予的意图而存在于交付（traditio）的背后的让予所有权的意图。萨维尼（F.Cvon Savigny）在1815—1816年冬期讲学中即指出：“在这里，所有的tradition（交付），依其性质，皆为真正的契约。并且，说justa causa是仅源自于这个契约的命题，也是成立的。但是，该契约性质上非属于债权契约。如果不这样理解而是相反，则我们将再度陷入应受批判的泥淖中。毋庸置疑，它是一个真正的物权契约，即物权的契约。从而，所谓traditio（交付），一般言之，乃是指标的物的原来的占有人（出卖人）以使对象方（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新的占有人的意思，而让予标的物的占有。……因此，新的命题是，让予所有权的真正的形态，使traditio与usucapio（标的物的使用的取得），而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即债权契约。”
在其1840年发表之名著《现代罗马法之体系》（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萨维尼（F.Cvon Savigny）谓：“私法上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之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
萨维尼（F.Cvon Savigny）之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概念的观点，形成了物权契约独立性之说的原形。然而，自萨维尼（F.Cvon Savigny）创立物权行为概念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百余年来，关于何谓物权行为，即对于物权行为的概念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各国民法学者众说不一，仁智互见的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总的来说，近现代各国和地区民法学者关于物权行为概念的论述，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物权行为的目的出发界定物权行为。胡长清先生为：“物权行为者，发生物权法上之效果之法律行为也。有为单独行为者，有如所有权、地上权之抛弃是。有为契约者，如抵押权之设定是。其契约则称为物权契约。”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郑玉波等多采类似定义。但是，具备何等要件的法律行为始生物权法上的效力或可达物权变动之直接目的，依此定义难获明了。第二，从物权行为的构成角度界定物权行为。此见解大抵可归为两类：其一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说，即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单独行为及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则为其生效要件。德国目前三本具有代表性之物权法教科书的作者Baur，Westermann及Lent-Schwab、日本学者石田文次郎、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大陆学者孙宪忠、崔建远等持此观点。其二是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形式结合说，即认为唯有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其形式（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得构成物权行为。德国著名学者Rosenberg，Wolf-Raiser，Ennecceerus-Nippeerdey等即认为：“就法律行为概念而言，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为必要，物权变动须以物权合意（意思的因素）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为要件。物权的合意本身尚不足引起物权变动，故非物权行为。”我国台湾学者姚瑞光、谢在全、大陆学者梁慧星、陈华彬、王利明、日本学者三和一博与平井宜雄等持此观点。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我认为都不无道理。然而，需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似乎无不囿于德国民法典所倡导的物权行为的思想，而德国民法典是否完全地、彻底地、真正地继受了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则不无疑问。关于物权行为概念，1876年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曾使用物权契约（dinglicher Vertrag）之概念，但认为未臻精确，受到批判。第二次委员会决定不采“dinglicher Vertrag”之语，而以dinglicher Einigung（物权的合意）代之，并表示dinglicher Einigung是否为物权契约，是一项法律理论构成（juristische Konstruktion）之问题，应由学说决定之。 结果，依德国民法典，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不动产物权，原则上需有“物权的合意”（Einigung）与“登记”（Eintragung）；动产物权，需有物权的合意（Einigung）与交付（Ubergabe）。 这样，交付或登记即变成不是在表示物权契约的成立而可以异时，但是物权契约，原本是内蕴于交付或登记行为中，从双方的意思表示中独立出来的东西，因此，完全割断它与交付或登记的联系是难谓恰当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委员会决定，在不具备第828条第3项所定的形式时，物权契约采“撤回可能”（widerruflih）的法律构成，立法旨趣在于使物权契约于登记官吏的面前订定。因此，在德国法上，物权契约的运作是很清楚的，物权的合意，可以提前与债权合意时发生，或嗣后独立发生，重要的是，必须在登记或交付之时，“合意仍然存在”（einigsind），当然也不排除在登记或交付之时“同时”为之。但除非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项的情形，合意是可以撤回的。又如物权人于完成合意后丧失行为能力，因合意已经作成，并不会受此影响。
遗憾的是，恰恰这种将物权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分离开来的做法，将后世民法学者引入了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误解或曲解的歧途之中。值得提出的是，德国在以公证人为当事人的意思的确认机关之下，物权契约，实际上是与债权契约一道同时采公证证书的形式缔结的。这样以来，申请登记之际，登记官吏只需形式的、在窗口审查已然作成的以公证证书所表现的物权契约就可以了。 绕有趣味的是，法国的法典对于物权变动，尽管明示采意思主义，但这是在承认公证人习惯与书证优越原则所支配的法定证据主义之下被采行的，因此，在实际运作上，仍间接地要求当事人必须作成公证证书。从而可以说，法国民法在实际的运作上，采取了要式主义。 所以，法德两国的制度，尽管在表面上有其差异（一为意思主义，一为成立要件主义——登记主义），但在实务上并无差异。 因此，毋庸置疑。居今之时，由于公证主义的复活，物权契约被淹没于原因契约里，结果一如德国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巴伐利亚州所言明的那样，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实益因此丧失了。
需要强调的是，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所以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将物权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分离开来的错误做法，这也背离了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人们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是人们长期以来浸淫于债权契约的阴影之中，而不知物权契约为何物，从而将契约完全等同于债权契约的缘故。对此，萨维尼（F.Cvon Savigny）在其1840年发表之名著《现代罗马法之体系》（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第三卷的《契约》部分即曾指出，在所有类型的意思表示中，契约是一个最重要的总括性的意思表示。契约这一概念，不仅法律家熟悉，而且普通的人也熟悉，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不能统一地、正确地把握它，理解它。 他于19世纪初期在其大学讲义中即曾指出，为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之契约而践行之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是含有一项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让我们一同重温他的伟大宣言：“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董安生先生据此认为物权行为具有“二象性”特征，即指物权行为直接具有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双重属性，它是事实行为与意思表示的融合。 并进一步说，尽管在民法理论上不妨将物权行为的内在因素抽象为意思表示和事实行为“两项要件”；但在现实形态上却必须将其理解为一项行为。试图将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和交付登记行为割裂为两项行为，或者试图单纯以物权合意来解释物权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交付行为也好，登记行为也好，其中必然包含有意思因素因素，此种意思表示在未受到法律调整时必然采取默示或践行的形式，这正是物权行为概念据以建立的理论依据。 的确，众所周知，任何内容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依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物权的独立意思表示与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交付之间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将物权行为的形式（交付或登记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内容（物权合意）割裂开来分别予以法律评价，正如我们无法将债权行为的形式（口头或书面方式）和债权行为的内容（债权合意）割裂开来分别予以法律评价一样。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物权行为。实际上，于动产物权变动，交付既不是事实行为，也不仅仅是物权契约的一小部分，其本身就是物权契约。物权契约除了交付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德国普通法学就是把“交付”本身解作权契约的。亦即：认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当事人的意思，是以“交付”这一行为来表现的，是一个要式行为。德国物权法草案的起草者约霍夫（Johow-Preuben）的想法大抵与此相同。他说：“登记，是通过它而使权利发生移转并使权利得以设定的，（意思）表示（Erklarung）的有效要件的形式（Form）”。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次委员会对于约霍夫（Johow-Preuben）在《物权法》（草案）的理由书中把“登记”解作物权契约的形式（Form），温德沙特（Windscheid）把普通法上的“交付”（Traditio）解作以“交付”（占有的让与）这一形式所缔结的契约的正确做法未表同意。
行文至此，通过对传统物权行为理论，尤其是1896年《德国民法典》颁布以来的物权行为理论的检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物权契约，系指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于动产物权变动，其物权契约是交付行为；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其物权契约就是“登记行为” 。就此而论，物权契约是客观存在的，可谓有其独立性。须强调的是，物权行为存在态样具有特殊性，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不能脱离交付和登记行为独立存在，必须借助交付和登记行为的存在，体现自身的存在。因此，与债权契约的形式是口头或书面方式不同，物权的唯一形式就是交付或登记行为。此点再三提请注意，切勿等闲视之！试图将物权行为中的抽象的意思表示因素稳定下来，使之实在化和要式化，从而使之与交付或登记行为分裂为两项行为，无疑是错误的。换言之，只有当存在交付或登记行为时，才存在物权变动的合意，也才能进行是否存在物权行为这样一个法律事实的判断。
从比较法的观点看，任何国家的民法理论，只要存在一个债权、物权等基本民事权利体系的划分，那么它在法律行为的分类中就必然有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别。对于这一点，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说得非常好，他说，“当民法决定藉法律行为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而非买卖、租赁这样中度却与生活的交易概念较为贴近的概念，来落实私法自治的理论，又决定把相对的、请求性质的债权，与绝对的、支配性质的物权区隔时，生活中的一笔交易可能在法律关系上要拆解为数个行为，就已无可避免了。在此一体系下的买卖，既只就财产权与金钱互负移转的义务有合意，而非对支配权移转本身有合意，则买卖只能创造买受人的物权移转的债权，和出卖人的金钱移转债权，而不能创造物权移转的效力，可以说是逻辑的结果。”如果彻底否认物权行为，将会导致“整个物权法制度本身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陷入矛盾”。 事实上，物权契约独立性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交易上实际情况看，例如不动产的买卖，当事人一般会认为，买卖标的所有权的移转，非在缔结买卖契约时，而是在登记、交付、支付价金这些外部表象发生之时。且人们的一般观念，以至交易习惯，亦通常认为只有存在这些表象，标的物的所有权才发生移转。” 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在概念上加以区别，系法学上一项重大成就，并符合当事人之价值。
（二）物权契约无因性理论（又称抽象原则）
在提出了物权行为独立性之后，对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即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有效成立，但物权行为本身并不受影响的问题，萨维尼（F.Cvon Savigny）又是怎样议论的呢？据考，萨维尼之明确言及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他在论及意思表示的错误时。他在《现代罗马法体系》里写道：“Tradition虽有错误，但仍完全有效，丧失所有权之人，仅能以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返还。” 萨维尼本人并未把作为物权行为的交付，和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解作两个彼此对立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后者的无效不能引起前者的无效这一一般性的主张。但对于交付系因“错误”（如一方打算赠与，而对方却误认为消费借贷）而为时，可否引起所有权的移转，这远在罗马法时代的乌尔比安和尤里安的法言中便作为例子（让与人怀抱赠与，受让人怀抱消费借贷的意思）而加以了讨论，并指出“基于错误的买卖契约是不可撤销的买卖契约，基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 。萨维尼是如何使“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命题获得正当化的呢？他首先强调，相对于所有权让与的“交付”这一物权契约而言，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只不过是其“动机”， 又谓：“这一结论，现在需要从对它的各种各样的攻击中受到保护。这一结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从自由意思本身的本性中推导出来的。自由意思的存在与作用，同动机之正确与否无涉”。可见，由于从正面为此正当化奠定基础的罗马法的法言，无论如何是无从找到的，萨维尼对意思表示的错误场合的无因性思想的论述，是抛开罗马法的法言而不得不援引“自由意思的本质”这一哲学的原理来展开的，这就为后世的学者把错误场合的无因性理论思想全面地发展为一般的无因性思想举行了奠基礼。
因traditio（交付）这一物权契约，系超然独立于债权契约而存在，故如果出卖人依有效的traditio而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时，纵其出让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动机存有瑕疵（或动机有错误），标的物的所有权之发生移转的效力也不受影响，出卖人仅可依condictiosine causa（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等，请求返还。 这样，物权契约无因性（或抽象原则）便被创制出来了。
由此可见，物权契约无因性并非是物权契约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而是在坚持“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才会得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物权行为无因性一经创立即抛弃了其所成立的这一基础而径被认为系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了。为期明了，特图示如下：
大前提：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
小前提：1、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物权契约区分原则；
2、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构成物权契约的动机错误；
结论：物权契约有效成立——物权契约抽象原则。
毋庸置疑，只有大小前提的各项判断正确无误，物权行为无因性才会成立。然而，“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大前提是否成立，就不无疑问。现代各国立法普遍表明，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虽然不尽一致。有规定为无效者，如日本民法；有规定为可撤销者，如德国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 王泽鉴先生亦谓：“表意人得为撤销之错误的意思表示有：1、意思表示内容有错误（内容错误）。2、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不知，表示行为错误）。3、关于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的错误。4、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不实。至于所谓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其理由称“动机存于内心，非他人所得窥知，自不许表意人主张撤销，而害及交易安全。此项意思形成上错误的风险应由表意人自己承担，自我负责。” 但是王泽鉴先生又认为，“在双方动机错误（错误同时发生于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系以一定事实的发生或存在作为法律行为的基础，此项法律行为基础不存在的风险，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从而不能径认系‘动机错误’，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纵使赋与受有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撤销权，亦非合理，因其须对相对人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其较能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法，系依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 可见，错误制度的困难就在于如何使基于错误而推翻业已存在的合同正当化。在大陆法系中，错误制度发挥作用，其机理是对当事人意思质量的关系和对合同内容（后果）公正的强调。普通法国家尽管对大陆法系单纯地基于内容公正而对意思自治横加干预的做法抱有深深的怀疑，他们也认为“共同错误（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事实发生了相同的认识错误）较易成立一项有效的立约抗辩。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假定都是虚假的，而且都不存在合理的信赖，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并不会使哪一方受到特别的损害，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却可以得到特别的保护”。在处理共同错误的案件时，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立场接近，都以错误的严重性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因此，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民法均承认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法律交易上，物权行为多以债权行为为基础，并以履行基于债权行为所生之义务为目的”， 毫无疑问，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双方当事人的动机。因此，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即构成物权契约的双方动机错误。这样，当债权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契约的效力应受其影响，为合理地兼顾当事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我们应据此确立物权行为有因性，使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萨维尼的“错误理论”之核心）这一立法政策已被现代各国彻底抛弃了，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自无适用之余地。相反，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的确立方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为期明了，特图示如下：
大前提：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
小前提：1、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物权契约区分原则；
2、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构成物权契约的双方动机错误；
结论：物权契约也无效——物权契约有因性。
讨论至此，人们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德国民法否认“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为什么又承认物权契约无因性，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德国民法立法理由是如何说明物权契约无因性的合理性的，其称：民法既然将债权与物权作为全然不同的权利体系加以把握，因此也就必须承认它们在各自体系上的独立的变动原因。换言之，在民法体系中，物权既然被赋予了与债权不同的独立地位，因此其变动原因也就当然不再受债权原因的左右，这一点正是民法的逻辑体系的要求所在。毋庸置疑，这是对萨维尼（Savigny）倡导、巴尔（Bahr）与温德沙特（Windscheid）等人继承并加以传播的物权契约理论的忠实的皈依。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物权契约无因性一经创立即抛弃了其所成立的基础而径被认为系物权契约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了。此一谬论流传至今，一直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顽疾！对于这一谬论，德国著名学者赫克（Heck）曾予以批驳道，所谓物权行为的有因性、无因性，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自然事实上的问题，相反完全是一个立法政策判断上的问题。 可惜的是，他未能进一步指出此处的立法政策就是指是否确认“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命题。
行文至此，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并不能逻辑上直接得出物权行为无因性这一结论。物权契约的有因性、无因性问题，关键在于立法者对于“错误，尤其是双方动机错误，是否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纵观各国民法立法，莫不承认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因此，为保证立法政策的一致性，有必要摈弃物权行为无因性而采纳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至此，历史经过一次循环，又回归于“取得权源与取得方式”这一重大的物权取得理论。值得提出的是，债权契约虽然仍为取得权源，但是，原本不过是单纯的占有的移转的事实行为的“取得方式”，现今应被解为作为独立的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并使之成为所有权变动的直接的驱动力，此点再三强调，请务必注意！关于所有权的移转的“取得权源与取得方式”的思想所以历久不衰，以至近现代民法立法所广为接受（尽管理解不同），并最终形成为现代民法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基本理 论，除了它本身合于人类对于所有权交易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外，更重要的是的还在于，它是植根于罗马法这一近现代民法之法源的深厚土壤中的。

Rebuilding the Theory of Action of Real Rights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the article is attempting to restructure it. On the basis of its new meaning, the abstract nature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is thoroughly criticized and denied. Therefore, a new theory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has come into being.
Key words: action of real rights; doctrine of separability; abstract principle

注释：
陈华彬著：《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7-158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160页。
[日]谷口贵都著：《物权契约的历史的展开》（一）第174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166页。
王泽鉴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参阅王利明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5页；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7页；王泽鉴著：《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彭诚信著：《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载《中国民法学精粹》（2001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Protokolle zum BGB III，S.第56-59页；转引自前引（5），王泽鉴书，第6页。
[日]我妻荣著，有泉亨补订《物权法》，第54 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75-76页。
苏永钦著：《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相关问题，载《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3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189页。
[日]七户克彦著：《德国民法上不动产让与契约的要式性》，第300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2页。
[日]七户克彦著：《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意思主义的本质—以买卖契约为中心》，载《庆应大学院法学研究科论文集》第24号，第121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2页。
[日]镰田熏著：《不动产物权变动I》，载《法学教室109号》，第62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3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203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169页。
王泽鉴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63页